第三版：副刊
开栏语：
当我们在安享当下幸福生活的时候，是否想过，一切都事出有因，来之不易？“吃水不忘挖井人”，为了重温历史，传颂红色文化，传递正能量，本报特别开设“红色历史 红色故事”专栏，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发生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故事，从而激励全旗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为建设“亮丽黄河湾、多彩达拉特”贡献智慧力量。
达拉特旗没有解放以前,杨柱同志在青达门地区领导党的地下工作,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发展了一批党员,领导我们和敌人进行了长期斗争。当时,不论形势怎样紧张,不管敌人怎样搜捕,他始终坚持为党工作。革命胜利以后,他却由于积劳成疾,于五零年三月不幸去世了。杨柱同志是我党的一位好党员,优秀的地下工作者,他对革命赤胆忠心、鞠躬尽瘁的光辉形象,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杨柱同志一九三六年冬来到青达门地区,当时他既做石匠营生,同时也给人看病,谁也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三七年冬天的一天,我母亲病了,我把这位杨先生请到家里来。他看过病之后,和我拉起了家常。他对我家的情况已经在暗中做了许多了解,他对我说:“你种地主家的地,人力、畜力、料种、肥料等都是自已的,可是收割时得和地主对半分,所以才受了穷,这是地主剥削造成的。”杨柱同志的话句句说到了我的心上。接着他又说:“现在有了共产党,这个党是专为咱穷人办事,领导咱翻身的,要改变世上这些不合理的规矩,你愿意不愿意参加?”我听他这样说，觉得这个党对穷人有好处，就答应加入了。杨柱同志告诉我:“咱这个党现在还是秘密的,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对谁都不能说。”还说:“共产党坚决打日本、国民党假抗日,滩上住的段宝珊是国民党的团长,他是反对共产党的……”杨柱同志和我谈了很多,还讲了一些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的话。这以后,杨柱同志经常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也教一些工作方法。他叫我了解地主、保甲长和哥老会的情况。我按他讲的去做,然后给他汇报。从此,我被杨柱同志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成了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一九三八年春天,国民党的团长段宝珊,说是愿意和共产党联合抗日。当时伊盟工委派了曹步诚等三同志,从杭锦旗的木花稍来达旗和段宝珊接头。段宝珊玩弄两面派阴谋,先是拖延不谈,后来竟起了坏心,想以请曹步诚等同志看戏为名,把他们扣留起来。我地下党组织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杨柱同志马上找我们几个地下党员商量,决定一面派人假装探亲给曹步诚等同志送信,一面把所有党员召集在东大沟,继续商量保护办法。当时的情况很危急,附近都是段宝珊的队伍,我们八路军驻在木花稍,距离这里有二百多里远,曹步诚等三同志真像在虎口里一样。我们和曹步诚同志取得联系后,决定把他们当天就送离达旗。我们把曹步诚等三同志引进大沟里,让他们换上便衣,护送出了段宝珊军队驻的防地,安全地脱离了危险。后来,我们又把他们三个留下的马匹和军装,想办法送到了部队上。这是我们青达门地下党第一次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地下党的工作,主要是发展组织,了解国民党在达拉特旗的部队以及地方上的乡、保、哥老会、地主的情况,及时和根据地联系。一九四五年春天,李家渠支部由于叛徒出卖遭到了敌人破坏。我们的的工作越来越困难了。当时个别不坚定的党员,就不敢活动了。杨柱同志抓紧时间对我们进行教育,叫我们既要保持警惕，也不要过于惊慌，更不能吓得不敢工作和活动。在杨柱同志领导下，为了麻痹敌人，我们党员之间白天尽量减少接触，晚间活动尽量隐密，联系地点不断变换，今天在这个沟里，下次到别个窑洞。就这样，有几次还差一点叫敌人给捉住。
杨柱同志的活动困难更多,因为敌人已经知道他是这一带地下党的负责人。尽管如此,杨柱同志始终没有放弃党的工作,照常找支部小组和党员了解情况,布置工作。有一个时期敌人搜捕得不能呆了,他只好到恩格贝躲藏起来。那里离青达门有七、八十里路,他经常悄悄找我们联系工作。形势稍有好转后,他就从恩格贝回来,继续坚持党的地下工作。
一次,杨柱同志回来不久,就被敌人发现了,开始了大搜捕。一天,杨柱同志在乌兰色太沟油房砍磨,被自卫队发现了,密谋第二天去逮捕他。在自卫队当兵的邱外信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给我们捎了信,我们当晚通知杨柱同志离开了油房。第二天我假装卖油到油房打听消息,得知自卫队果真于第二天去捉杨柱同志,结果扑了个空。这次扑空之后,敌人恼羞成怒,把达拉特旗的参令区和组训处的自卫队配合起来,挨沟挨渠日夜搜捕,还给各乡各保下了命令:“窝藏杨柱和杨柱一律同罪。”
上级党组织考虑到杨柱同志的安全,决定让他暂时离开达旗去府谷麻地沟避一阵子。当时,杨柱同志心情很沉重,和我们告别时,流着眼泪嘱咐我们要常和他联系,要坚持斗争,说他风声不紧了,马上就回来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在去麻地沟的路上,他不幸遇上了山洪,被洪水推出了四、五里路,侥幸抱住一棵大树オ脱了险。
杨柱同志去了麻地沟后,我们派地下党员张过关同志去过那里一回。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扮成贩碱的去了一趟。我告诉他:“敌人还在搜捕,眼下还不能回去。”他对我说:“你回去后,可在群众中宣传,就说我被山洪水推了。等敌人相信我被山洪水淹死了的时候,我也就可以再回去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和平解放了。当时咱们解放军没有马上来接收,达拉特旗还是原来的政府和军队。我们地下党还不能公开活动。杨柱同志领导我们们监视敌人动向,发动青达门一带的群众,对当地的恶霸、土豪、地主进行严密的监视。不久,郝文广政委领着几十个同志来到了树林召,杨柱同志领着我们和郝政委见了面。从此，我们结束了以往那种秘密的活动方式,在自己的政权领导下，公开合法地领着群众进行各种斗争。这时候,每个从艰难中走过来的人,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也看到杨柱同志从来没有过的兴奋和愉快。我们在杨柱同志的领导下,昼夜不停地为新政权奔忙着。
一九五零年春天,刚刚解放的土地焕发出一片生机。为了保卫革命胜利的成果,我们又投入了紧张的剿匪斗争。就在人民需要杨柱同志继续工作和战斗的时侯,他病倒了。当时我们都很担心,可是由于剿匪斗争走不开,大家心里都感到不安。杨柱同志不知听谁说我们有些不安心,他在病中专门打发儿子杨挨把我们叫去,对我们说:“你们们要好好为革命工作,不要惦记我,你们要把心放到剿匪上,以后的工作还多哩!”他喘了口气,又说：“想想我们过去的工作,今天我们有了自己的政权,来的不容易呀!你们一定不要忘了过去,要好好听党的话……”没想到这次谈话,竟成了杨柱同志和我们的永别之言,等我们剿匪回来,他已经病故了。
杨柱同志何时入党和过去为党工作的情况,我也不大清楚。只知道一九三六年冬他来达旗以前,住在后套临河杨柳树圪旦,在那里他就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后来因为被敌人发觉,才从后套迁来乌兰色太沟。他在达旗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开辟了党的工作,十几年中,像个没家的人一样,辛劳奔波,领导我们进行斗争,为解放达旗播撒了一颗颗火种。他在达旗组建了一批地下组织,发展了很多党员,杨培森等就是他亲自发展的。被他引上革命道路的这些同志,都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杨柱同志是党的好干部,他来达旗时就已经五十来岁了,风里雨里历尽艰难,他是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斗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摘自《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