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副刊
接受革命思想
中国共产党一贯十分关心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党成立不久，就在内蒙古地区开展革命活动。
一九二四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及革命思想开始传播到内蒙古。部分蒙古族先进分子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驻在包头一带的冯玉祥队伍中,就有不少共产党员。冯玉祥与其他军阀相比，具有一定的抗日爱国思想，他的部队的臂章上写着：“不扰民真爱民。”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我在包头马王庙小学读书，后来又上包头县二中。有一个名叫李长儒的教员，经常给我们介绍一些革命书刊，我便订阅了鲁讯、郭沫若的一些革命著作和其他一些进步书刊。这位教师还经常给我们讲些革始道理，那些革命道理当时我虽然不全理解,但是我的心扉里开始接受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一九二八年,我考入缓远第一师范。师范有个教员叫张光远,他是共产党员,经常给我们讲无产阶级革命道理,介绍十月革命经验,使我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可那时我一心求学,并未想要投身革命运动。一九三○年考入北京市第一中学,一九三三年考入北京师大附中,仍然想一心读书。
一九三三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虽然主观上还是想安心学习,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炮声打破了我“读书救国”的梦。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长驱直入,由东北进入华北,妄图侵占全中国,而国民党一直采取不抵抗政策,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在在国内疯狂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一九三五年八月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年十二月九日,在党的领导下,北京学生举行抗日救国大示威,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这时我不能安心读书了,积极参加到学生运动的洪流中去。第二年夏天,我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总队部秘书。学校放假,我们也不回家,集体露营,组织演讲会、报告会、座谈讨论会,宣传抗日道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冬,我被吸收入党,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正式转正。
当时,党组织通过各学校学生会领导学生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北京成立学联,声势很大。国民党为了对抗抗日救亡运动,另成立了一个伪学联。共产党领导的学联被称为旧学联,国民党领导的学联反而被称为新学联。在抗日与反抗日问题上,展开尖锐斗争。一九三六年发生双二事变,张学良、杨虎成将军抓了蒋介石,两派学生的斗争更加激烈。我们管新学联的人叫“老法”(意即法西斯)。记得有一天晚上,将一个“老法”抬起来扔到校园小河内,搞得他很狼狈。一九三七年新旧学联谈判,我做为旧学联代表谈判,曾和新学联谈判代表陶希圣(某大学教授)面对面谈判过。
“一二·九”运动之后,十二月十六日这一天,清华大学全体学生进城进行示威游行。我们赶了二十里路,一大早就到了城墙脚下,可宋哲元部队将西城所有城门紧闭,我们就到西便门,硬是前推后将城门扛开。大铁门扛开了,前面不少学生受了伤。但在那抗日洪流中,人人感到义愤填膺,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就是做出牺牲,学生们也是心甘情愿的。一九三七年二、三月间,清华刚开学,国民党宪兵,保安队和宋哲元部队几千人围住清华,开始抓人。抗日救国何罪之有?同学们无比愤慨,奋不顾身,从大门口沖出去,砸了国民党八辆卡车,救出蒋南翔等同学。国民党队伍在校门口架起一整溜机关枪,学生们肩并肩,臂挽臂,排成大队进了校门,他们没敢开枪。到了傍晚,同学们在校园围墙上架设了电网。学校领导怕我们吃亏,就劝我们撤开。可大家决心不散,后来,近千人转移到校内体育馆里。夜间三点,国民党部队发现了我们,一面用刀背在人群中乱砍,一面朝天开枪,最后抓走几十人。但是武装镇压并不能扑灭抗日救亡的革命烈火,在党的领导下,学生运动如火如茶开展起来。严酷的斗争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夺取胜利。我也决心投身革命,并打算到延安去。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毕业了,党组织准备分配我到唐山开滦煤矿做工人工作。其时,傅作义派人到清华大学请毕业生,我是内蒙人,党组织趁机分配我到绥远。七月十五日,我从北京出发到缓远报到。与傅作义面谈后,让我搞统计工作。但日军已进入察哈尔,傅作义上前线作战,我便在归绥工科职业学校、女师任教。
任包头县县长的背景
清华毕业时,党组织曾确定把组织关系转到绥远,可是直到一九三八年,关系还没有转来。当一个人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失掉组织关系是十分痛苦的,我决定到延安找党去。当年二、三月间,我到了榆林,在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负责人巩逢春同志，说明要求恢复党的关系这一意图。现逢春同志知道党正需要派人到内蒙参加地下党活动。如果我到延安一越,找到了党的关系,身份就会显露,不便开展地下活动。于是他建议我别去延安,仍然返回内蒙,他说:“回内蒙后党组织会发现你,你也会找到党组织的。”可我当时还是想去延安。过了几天,我见到了曾三同志(建国后曾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他是自卫军从一二O师请来的。曾三同志的意见和巩逢春的意见完全一致,于是我就暂时参加了驻榆林的蒙旗宣慰使署工作,总管是云祥。住了几天,云祥派殷石林和我回大树湾找伪军满纳生反正。可当我们来到大树湾附近后,满纳生已被日军调往河东缴械。我便又返回榆林,住了一些日子,于ー九三八年七月,我就随绥西专员陈应道到了河套，任专员公署视察员。不久,找到了党的组织。九月又重新入党,十ー月,任我地下党五原县委委员。
一九三九年春,傅作义到了后套,后套曾经一度抗日气氛很浓厚,很有生气,但持续不久便发生了变化。三九年夏,国民党派大特务张宜鼎任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国民党正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张宜鼎到后套后,特务活动加强了,暗中侦察党的活动。我们党为了继续领导群众坚持抗战,指示我们要尽可能掌握国民党的一些实权。而国民党政府为了统治当地人民,要找当地人包头县县长。我是当地人,傳作义便让我任包头县县长。特委打算把伊盟和大背山连结起来,支援大青山革命根据地,于是给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同意由我任包头县县长,掌握国民党包头县政府的实权,更便于开展地下活动。可是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张瑕民反对我去,于是在我和傅作义之间进行离间。我对傅作义说:“抗战人人有责,包头是我的家乡,我愿意到那里工作。”张瑕民的离间没起作用,我还是当了包头县县长。可是傅作义既不给枪支弹药,又不给经费。我和胡庆云、薛巨民三个党员领着几个人来到包头县,县政府设在蒲圪ト村(现乌兰公社)。虽然当时条件很差,可我们有三个党员,就感到信心百倍，感到有一个钢铁般的坚强堡垒。
党在包头县的地下活动
（一） 包头县的基本情况
包头县有四个区,一、二区在黄河北岸,被日军占领。三区也在黄河北岸，四区在达拉特旗。管辖范围东至哈什拉川,西至杭锦后旗边缘,三、四两个区是抗日前线。县政府共有三十九个人(包括士兵),其中有六个共产党员。
包头县四区驻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只有中央军骑七师,师长是门秉岳。其余都是杂牌军,一是从榆林来的邬青云(即邬四儿)、段保山,各有一团人马。二是自卫军司令刘孝先,师副韩相甫,下属三个团:五团团长昌景端;六团团长冯二黑眼;七团团长贾大嘴。三是王永清部独立旅,驻呼斯梁王油坊。这个旅有三个团,有一个团长是张奔楼,其他我记不清了。四是新三师(独立编制),与我们党有联系,师长白海峰,驻新民堡附近。其中有个团长叫朱实夫。五是八十ー一军马鸿宾的一个师,师长是马腾蛟,也驻新民堡附近。
(二)成立包头县委
一九四O年春,伊盟工委通知成立共产党包头县委。书记是李秉清。组织委员是张子刚。我任宣传委员。还有三个党员,胡庆云任保安队队长,薛巨民分管生活、总务,罗文华办教育。接到通知后我们在刘根渠召开了县委成立会，成立县委只有李秉消、张子刚和我知道,没有告诉其他几个党员,目的是搞好保密工作。
李秉清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校长,主要负责发展党的工作。地下党活动搞单线联系,到底与达拉特旗东部原有的党员是否接通关系,我还不清楚,因与李秉清同志有两个月没见面。我只知道西部五大仓折五ー是个党员,也是个联络点,但始终没有联系上。还有一个马二与党有联系,估计他不是党员。总的来关说发展党员不多。县委和工委的联系是畅通的,工委设在乌素加汗,李秉清曾到工委江报过工作。
(三)包头县委的主要工作
包头县委主要工作任务是针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倒退政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斗争策略上,采取以革命的两手对待反革命的两手。我们党派到包头县的党员都是进行地下活动的,但又有公开合法的身份。在包头,我们党掌握和领导了国民党县政府。包头县委还有一项任务是联系大青山革命根据地,但当时包头县委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多。
1、坚决执行、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宣传抗日、坚持抗日是我们党在包头县委的首要任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下,国民党的人由于升官发财的愿望不能满足,他们垂头丧气,悲观失望。而共产党人由于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抗日的必胜信念，相信能够动员民众一致抗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为我们党掌握和领导了国民党包头县委的政权,我们能以公开的合法身份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虽然国民党搞“溶共”,但阶级矛盾居于第二位,我们可以公开宣传抗日,动员民众参加抗战。一九四O年,我在党的指示下,以县长名义发表了《告同胞书》，主要内容是团结民众,一致抗日。我们党的抗日宣传和抗日主张对提高人民的抗日，对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威风起了很大作用。
2、贯物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由于包头县委实质上掌握和领导了国民党包头县政府的政权，我们党更有利于团结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在包头县第四区内,除中央军骑七师外,都是国民党杂牌军。这些部队不仅组织纪律松驰,而且缺乏战斗力,简直不堪一击。我们在抗日前线,更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这些部队能够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鼓舞他们的士气,稳定军心,增强战斗力。当时,我就到各部队进行拜访,进行抗日宣传。在冯二黑眼部队中,我为了接近冯二黑眼,也学着和他抽大烟,以便融洽气氛,宣传抗日思想。尽管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而且搞“溶共”,“限共”,但通过宣传,还是能起一定作用
3,保护人民利益,坚持党的民族政策
那时候,傅作义不给包头县政府任何经费,生活上确实很困难。有些国民党士兵敲诈老百姓,在民众中造成极坏影响。我们是共产党入,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广大劳苦大众。因此,县政府宁肯没钱花,也不向老百姓勒索。县政府只向从宁夏来的骆驼队收些税,买些白市布用灰颜料和草木灰染得穿。县政府缺乏粮草,团结了自卫军五团团长吕景端,得到较大支持。我们也到巴盟购运少量粮食和枪支弹药。当时最大的困难是部队缺少粮草。
尽管我们面临许多困难,但我们始终发扬艰苦扑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是十分注意保护民众利益,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记得有一陈子县政府粮食很紧缺,住房也很紧张,秘书王少周提出要到恩格贝暂时投靠日军的蒙古队伍小头目补龙巴雅尔,从那里拉些粮食,要拆了召庙,利用砖瓦、木料盖房子。我们坚决不同意,因为这样搞必然伤害蒙古人民的利益和感情,必然会破坏民族团结;在民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这怎么能团结民众一致抗日呢?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惹恼了王秘书,由于意见分歧,王秘书干脆不辞而别去了后套。这个人原和我的私人关系不错,而且上过大学,有文化,失去他是有点可借,但我们维护了蒙古民族的利益，没有在民众中造成恶劣影响,心里感到很踏实。
教训和经验
那时候,我们一些党员缺乏经验,没有经过尖锐的阶级斗争锻炼,在平时没有严格执行保密制度,保密工作做得不严。早在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专员陈应道就曾说我是水红色的,加之我们的言行本身和国民党有区别,所以国民党对我有怀疑。
一九四○年我从包头到后套,特委书记刘日升约我在五原城东见面,结果地点找错了,错过时间,没有接上头。我到临河后,又约好在临河城南赵××那里见面,赵××正好离我姐姐家很近,我就以探亲名义去了城南,先到赵××那儿通知我已到了我姐姐家,然后刘日升到我姐姐家谈了一次。本来,从保密原则讲是不应发生横的关系,我属于伊盟工委领导,刘日升属于河套特委领导,这是很容易暴露的。那时后套李元超的特务到处都有,我们稍不慎就会被发现。果然,一九四O年冬河套一些地下党组织被暴露,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五原县委委员李模同志专程来通风,要我们提高警楊,加强保密工作,争取隐蔽下来。并且告诉我们;赵××叛变了,临河游击队的枪支就是他叛变后被国民党挖走的。同时把我也供出去了。于是我们包头县委研究如何隐蔽下来。一九四O年冬天,傅作义的省政府要成立合作管理处，要我到陕坝当处长。我听说要我去是张環明的主意,我知道这个人不怀好意,就没有去。
一九四一年三月初,傅作义让伊盟游击区司令苏开元逮捕我，苏开元是单线联系的党员(建国后我才知道),他也不明白我的政治面目,也不知我发生了什么问题,反正疑疑惑惑总感到傅作义要我到后套,这里有蹊跷。晚上他和我漫谈,问我:“你在后套得罪了什么人?这个县长怎么当的?有人要你那个缺。”看来,这是有意给我走露风声,但没有说穿。同时他又不把我押到傅作义那里。这就说明,我的身份的确暴露了,这一带再也不能呆下去了。我的身份暴露尽管也有其他因素,但是缺乏斗争经验,保密工作不严是关键。
走向延安
苏开元在石畔坡(现在东胜泊江海公社)。他没抓我,我知道他是有意给我通风,让我走脱。于是我迅速离开那里,到苦汁沟(现在抗锦旗塔拉公社)。途中,我给县委张子刚同志写了信,信中语言隐晦,只有他能懂得,因为自打李模通风后,我俩就议论过,我一说他自然明白了。我告诉他决定不去陕坝,要求组织人马到工委去。当时人员分散,一时集合不齐。时间紧迫,不得延误,两三天内集合了十几个人,就到了格丁盖(现在杭旗塔拉沟公社)。
这是一九四一年早春。这一天黄风四起,飞沙走石,天地连成一片,连个村庄也找不到。后来听到狗咬,才寻声找到一个村庄。
我的亲友在塔拉沟,我一说名字,这里的老乡便知道了。但他们见我们的服装和子弹袋不一样,就向西军报告了(西军是马鸿宾部队)。第二天早上,西军来了几个人,一看我们人多,又有武装,不敢接近,站在山坡上询问。我们大大方方走过去,拿出护照让他们看。他们发现我们的人马枪支和包头县政府两次开发的护照上的的数目不一样,也产生了怀疑。当时虽然走了,上午就来了一个连,把我们的住房包围起来。我们很镇定,端来枪决心干到底,过了一会儿,我们派出胡庆云交涉,告诉他们我们是率傅作义命令前去后套的。他们便要名片,后来我们就就说“名片全给你们,我们怎么到后套见傅作义,误了大事谁负责任?”这话很起作用,连长进来给我们道了款,他们便撤退了，不再缠绕我们。
当时我感冒了,发烧。只好住了一天。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经桃力民北边乌素加汗,直奔木肯萍,一天一夜行程二百二十里。到木肯淖后,我们向工委做了汇报。三月十二日,党组织决定让我离开包头到延安。途中薛巨民叛变逃跑。我根据党组织指示要到延安,一些士兵因不愿离开家乡又返回来了。张子刚接到我的信后除组织人马随我走以外,又找到李秉清谈明情况,从另一条路回到延安。（摘自《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