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副刊
一、走向光明
从我记得事起，家乡就笼罩着天灾人祸和兵荒马乱，我从九岁起就开始揽工放牛，我的六个姐妹，有的从小就当了童养媳，一家人住在一丈见方的一个土窑洞，一个小水瓮，四、五个盆盆罐罐，放一点棉蓬、灯橡之类的草籽，这些就是当时的粮食。
我在童年时代，几乎从来没有过欢快，到了十四、五岁，经常思考怎样摆脱痛苦的现实，想来想去觉得当兵是个办法。过了些时候，自卫队排长王六十八招兵买马，听见我想当兵，专门来找我，我答应和老人们商量。可这件事让杨培森知道了，一天，他专门来我家谈叙了好长时间，他对我说：“听说你想当兵呀？其实去自卫队当兵，还不如去念书识几个字。”
“到哪去念书？”我和老人们都惊奇地问。
“到后套五原。”
“咱穷人家怎能念得起书？”
“那里有个公费学校，又念书又生产，不用交学费。”
老人们听了他的活，还在犹疑。杨培森临走时又叮嘱说：“你们好好思量，慢慢打一打主意。”
转眼到了第二年夏天，我十六岁了。一天，杨培森又来到我家，这次他住了一夜，记得他说：延安有个毛泽东，领导穷人闹革命打天下，帮助咱穷人身解放，青年人到了那里又能学文化，又能学武艺，能学浑身本事，去延安就等于走到了新世界。
秋收时分，杨培森再次来到我家，我们留住他又住了一夜，他这回又讲了很多革命道路，鼓励我走光明大道，到到延安去。我父亲得很兴奋，叫我跟上杨培森走吧。我们这时才明白，杨培森不单是个私塾先生，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听说我想当兵，怕我走到邪路上去，费这么大的功夫，做我们一家人的思想工作，要把我引上正路。这次我们商定了走的大体时间。
一九四一年正月初九，杨培森来到我家。他开门见山地说：“走哇，还有后沟的刘德明。”母亲一听说就要走，连忙动手给我缝补褴褛的衣服鞋帽，汗珠和眼泪一齐往下滴，也顾不得揩一下，缝好衣裳后，她说：“他叔，我把娃交待给你了。”
我们走的时候，母亲把家里唯一的一块钱给了我，老人们把我送了很远，直到互相都瞭不见了，我还忍不住一次次回过头瞭他们。我们把刘德明找上后，一起走上了奔向延安的道路。
当天晚上，我们到了青达门，和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杨柱、王光先住到了一起。他们商量决定由王光先送我们。王光先嘱咐我们，路上要是碰见国民党的卡子查盘不要怕，就说咱们是寻马的。第二天大清早，王光先就和我们一起动身，走了七八天，到了鄂托克旗的乌素加汗。这天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走近了一个村庄，突然从路旁的柠条林里跳出两个带怆的人来，大声喊：“站住！”我和刘德明都有些慌了，王光先和杨培森上前和他们接话，王光先写了个条子交给一个哨兵拿着向村里走了。
过了一会儿，那个哨兵出米让我们进村，杨一木和李维新两位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几天以后，我和刘德明都领到了一套土布灰色军装，过了几天，我们接到通知，准备出发去延安。
在去延安的路上，杨培森介绍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月以后，我们终于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二、延安受命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按照组织的安排，我们十多个青年，由彭达同志带领，从乌素加汗出发，弃赴革命圣地——延安。
从乌素加汗到延安，步行共走了一个来月。经彭达同志联系，安排我们住在西北局招待所。彭达同志住了中块党校，我们住了延安抗大民族部（后来改为民族学院）。该院于一九四四年四、五月间，迁到城川。一九四五年初，我正式毕业，留校搞了几个月会计，后调到定边保安处搞特特工作。经过特工训练，组织决定杨培森、刘德明和我三人，到白区开展地下工作，组织给我们的任务是：配合贺龙将军解放包头，在伊盟一些地方搞起地下武装力量。当时我们全部换成便衣，每人赶一辆二饼子牛车，装成贩碱的人，从定边出发，先到鄂旗碱湖拉上碱，转到包头去卖。一方面作为掩护，另一方面也等集一些活动资金。
我们每天起早贪黑，一个劲儿赶路，走了三天才到了三段地，这里是陕甘宁边区的一个据点。工委书记田万生、保安处长黎光等领导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作了重要指示，叫我们体息一天再走。
黎光处长分别和我们谈了话，了解我们每个人的详细情况，并帮助我们分析形势，研究今后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组织考虑到我年轻，又没有白区工作经验，因而重新决定将我暂留三段地工作。给我的任务是和康思源搞巡逻侦察，每日往返几十里路，在三段地与宁夏交界处，侦察马鸿逵匪军的动态。
一九四六年五月，上级调我们到定边保安处工作。当时保处设在定边镇一个“福兴永”的旅店内，以旅店作掩护，进行地下秘密联络工作。定边镇自古以来就是塞内外南北交通要道，来往商贾旅客很多。占据这个地点，一方面便于侦察情况，一方面也可以搞些经济收入。我在店里当了店员。旅店每天要接待许多人，有出生入死的地下共产党员，也有真正的资本家和大商贾。在这样的险恶环境里工作，使我增加了不少胆识，受到了极大锻炼。
在这里工作了几个月后，已进入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当时根据地形势发展，我们的身份都已公开，不需要以旅店作掩护了，就把这个旅店卖给一家姓高的了，这个高掌柜后被马鸿逵匪军杀害。以后，我被分配到保安处外勤科，搞了“特费”发放工作。
三、初受磨炼
一九四七年初，国民党大举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我保安处接到上级命令，叫选拔一批机智勇敢的青年，组成武装侦察排。我被选上了。从此，我脱离了“特”工作，成了一名光荣的侦察队员。这年的上半年，党中央进行了战略转移，主动放弃延安。我保安队根据斗争的需要，改编为独立大队，统一归三边警备旅指挥。独立大队共五、六百人跟随司令部，负责守卫站岗、侦察联络、管训俘虏及后勤工作。
马鸿逵大兵压境，占领了盐池县时，我三边警备旅充分做好了战斗准备，坚守定边城。定边距盐池县仅有六十华里，我们日日夜夜守在城头上，爬在战壕里，傍晚用沙袋子堵住城门，随时准备回击敌人的进犯。
一天，部队首长突然交给我一个任务：给三段地工委送一封急信。信的内容是：“火速东退”，写在指头大的一个小纸条上，为的是一旦被敌人捉住，可将信一口吞掉。当时，马鸿逵匪军对定边通在三段地的道路，监视得十分严密，为了能顺利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临行前部队首长特意给我换了一匹好马，并再三叮嘱。
第二天凌晨，窗户纸发青我就骑马出发了，一上马，恨不得一下飞到三段地。那一带的地形特点是，山势不高，过一道沙梁下一道坡。我在飞马前进中，脑海里不断想着临行前首长对我的再三嘱咐：上坡时加快速度冲上去，防止迎头碰上敌人，让其占去有利地形。抢先占据高处，登高望远，能及早发现敌人，打主动仗。走到半前晌，当我扬鞭策马奔上一面大坡时，果真瞭见一群敌骑朝我这个方向驰来，我立刻掉转马头翻过一条深壑，越过一架山梁，把敌骑甩得无影无踪了。当我绕道又向目的地奔驰时，突然又发现一股敌骑，从前方的斜坡直插下来，打头的敌人离我仅仅有三百多米远了。在这千钓一发的时刻，我先发制人，首先向敌人开枪射击，接着掉转马头疾驰而归，当敌人爬上高处时，我已经跑得很远了。敌人追了我一段，看看无法追上就回去了。
当我逃出险境，返回定边时已经黄昏了。当时马和人都向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首长，眼泪不由得夺而出。我把路上遇险的经过向首长作了汇报，首长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对我进行了安慰。尽管如此，我仍长时间为自己没有完成任务而内疚着。几天以后得知，三段地工委安全转移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四、打回伊盟去
ー九四七年三月的一天，马鸿逵匪军出动骑兵和步兵共七个团，向我定边发动进攻。清晨战斗打响了，枪炮齐鸣，敌人还有飞机配合，战场上硝烟弥漫，一片火海。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傍晚，持续打了十多个小时，以后部队撤退到定边一百多里的南山打游击。
一九四七年六月，组织决定调我到吴旗党校学习。在学习期间得知伊盟支队正式成立了，并得知高增培任政治委员，王悦丰任司令员，高平任副司令员。听到这个消息，我这个从伊盟出来的战士多么想回到家乡的队伍里出点力啊！盼啊盼，终于盼来了高政委。高政委是我们在延安时的上司，他来到吴旗党校后，我向他提出参加伊盟支队的请求。经过多次要求，高政委终于答应了。一九四八年初，我正式到了伊盟支队。两个月后，我们这支骑兵队伍，从吴旗出发，辗转到准格尔旗打游击。路经神木、高家堡等处，亲眼看到白区人民的困苦。那时，春天的消冰水缓缓地流着，有时还漂着冰凌，天上下着蒙蒙细雨，雨中忽而夹杂着雪花。扶老携幼逃往红区的老乡们，涉着齐腰的河水，忍受着刺骨的寒冷。看到这种情景，我们更加僧恨敌人，人人抱定決心，勇敢杀敌，尽快解放白区人民。
打回伊盟的第一仗是参加解放神山的战斗。主力部队是神府方面的四六团。我们的任务是配合作战。从五字湾出发，连夜赶往神山战场。由于向导迷了路，天明才赶到神山附近。主力部队已将顽敌打垮，正赶上败退下来的敌军，我们与四六团前后夹击，敌人没有退路，只好全部交枪投降。这次共俘虏敌人三百多名，其中有准旗王爷兼警备司令的奇永泉和有名的“郝团长”郝茂林。与“郝团”齐名的“黄团”在人民军队强大的的攻势前，不久也全部起义投降了。
在打扫战场时，我们出于极度仇恨敌人的心情，把缴获的一辆小轿车的轮胎全部扎坏了，因而受到上级的批评，这成了我们幼稚无知的一个笑柄。以后，高政委见了我们总要说：“你们这伙楞头青，就能戳漏子！”
（未完待续，摘自《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