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校园
一
1993年8月，父亲赶着骡子车，把我和一卷铺盖送到离家20多公里外的城拐教书，城拐的名字不知由何而来，它是当时昭君坟乡的一个村，人口相对集中，但教育属于落后地区。这个地方并不是父亲理想的地方。按照他的想法，我应该在我们村的学校教书才好，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村学校的老师在教书之余还有地可种，还能养猪养羊，生活比较好。即使我这样的刚分配的老师没有地，还可以帮着他料理家里的地。然而，我没有同意，并不是我有多大的理想，而是我单薄瘦弱的身子真的吃不下地里的苦，父亲也再没有坚持。于是，我来了，坐着骡子车来了，这年我虚19岁。
一个月之后，我领到了第一个月工资，114元。当时我就想哭。在伊盟师范读书的最后一学期，我的花销是我读师范三年来最多的一学期，共花了500元，平均下来，也就一个月100元，这点工资，我的生活费够了。期间，父母给我寄来最少的一次是25元钱，极度的自卑让我攥在手里不敢让同学知道，后来才知道，即使就这25元钱，也是舅舅看不下去了，从自己的腰包里拿出10元来。而今天，我终于不用我的父母亲供养我生活了！同校的老教师误会了我，安慰我：比起他们前几年三四十元到五六十元，100多就已经提高许多了，而且工资能照发就已经很不错了，乡财政没钱！我猛然一惊，工资和乡里有没有钱挂钩啊？这在我教书之前是想都没有想到的，更或者说，我压根就没想教师工资的问题，现在想来那时的我是多幼稚呀！
但此后真的就见识到经常拖欠工资，最长的一次好像是八个月没有发工资，老师们嚷嚷着要罢课，但最终谁也没罢成课，只是嘴上发一顿牢骚，该干嘛还干嘛。工资该发的陆续也都发了，只不过是经常迟到。不过，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教师的工资就再没有拖欠过，即便是财政很困难，教师的工资还是有保障的。
接着就遇到了很现实的问题-——吃饭。我住校，学校收拾出一间房子，一半放着学校的杂物，一半归我住。油肉面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大米得买。那年，大米涨价，1.8元一斤，我买了50斤就后悔了，手里只剩20多块钱了，而下个月工资能否照常发还是个问题，我还得向家里要钱，我真不会过日子，大米一次买10斤就够了！
更令人凄惶的还在后面。学校的西边有一个供电局，职工们多数在县城里住着，但在上班时候就在那里住着，他们很悠闲，经常有时间到我们学校打乒乓球，谈论到工资，我才知道他们竟然挣到一个月1400多元，和我们一年差不多。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怪不得他们在学校后面那条宽马路上经常肆无忌惮骑着蓝色的金城铃木卷起阵阵呛人的沙尘，原来这么威武是有资本的啊！当时的金城铃木好像是七八千的价格吧！我不敢问，也没有必要问。
我的一个叔叔种地，说一年能纯收入5000，比我教书强多了，开着玩笑说我，还不如回来种地。哥哥初中没有毕业，在一家工厂打工，一个月400元，要我去打工，我不甘心，我当年在乡里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考取伊盟师范的。我想还是等等吧！此后，我在教《范进中举》时，有很多老师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我没有，我甚至对他更多的是理解和同情，我对范进的那个不甘失败的心理是感同身受啊。
2002年，我调到镇上教书，向亲戚借了钱，在电厂家属区买了60平米的旧楼房，在小区的门口遇见一个买菜的老乡，问我在哪儿住着，我告诉他，又问我是租房还是借的房，我告诉他是自己买的。他吃惊的说：“啊呀，这个社会，老师也能买起房了?!”这个话一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滋味，难以言说。
过了20多年，2014年，经过“千军万马”“枪林弹雨”层层选拔，终于评上了高级职称。杂七杂八，拿到手里的工资有6000元了；哥哥的工资也在涨，6000多一点；叔叔们种地已经靠机械化来完成了，一家人种八九十亩地很轻松，村子里也有种一二百亩的，年收入在十万以上的也不在少数；供电局的职工们不知道能挣多少？应该不会高出很多吧。比较下来，很庆幸我没有落在他们的后面。
近几年，不少高中学生考国家免费师范，分数高出一本线130多分，即使是地方免费（包分配）也要高出100多分，竞争很激烈，在内蒙古来说，这样分数差不多能上211或985的学校了，这在以前是没有的，说明教师这种职业正在被人们认可。再回头来看28年前我选择读伊盟师范学校，就相当于读了国家的211大学，心中多了许多安慰。此后，在外出学习中，和其他地方的教师比起工资来，我们鄂尔多斯地区，不算是差的，有的地区比我们要低得多，看看周围多数教师有房有车，心中又增添了一种满足感。虽然忙一点，但总算是有点尊严了。
今年又听到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说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要“努力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我心中暗暗高兴，我坚信，会实现的；因为改革开放40年，国家一直重视教育事业，党没有说假话、大话、空话，教师的生活状况真的在发生着变化。我相信党，相信政府。回想自己也曾经摇摆不定过，我常常为此羞愧，也为此暗自庆幸。
二
最初我是在小学教书，一二年级的时候都是包班，这个班所有的课都得带，一个周34节课，现在想来，那时就是年轻，好像没累过，抑或累过也忘了，但绝对没有怨言，也从未要过荣誉或报酬，那时只想着怎么教好孩子。与这几年来遇到的那些稍微做点工作就要荣誉要报酬的年轻人比，我想我比他们多的是一种教育情怀。
后来，乡中学的校长高宝良老师看我工作认真，就主动调我到中学教书。
起步是艰难的。已经在小学教了四年书，自己本身读的就是中等师范学校，学历不高，学识浅薄，难以驾驭教材，咋办？学！向老教师学，多读书，多钻研教材，勤奋备课，研究学生……结果怎样？2016年，我带的第一届初中学生聚会，邀请我，而且受邀的只有我，我只带了他们两年。1999年，因成家，调到大树湾第二中学任教，离开自己原有的环境，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大树湾一中二中之间经常举办教学研讨活动，还和解放滩中学联合研讨，当时，这两中学在农村地区教育教学质量一直名列前茅，教师教学水平高，给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再加上离树林召镇近，达旗九中那几年校长是现任局长张玉斌，教研教改活动办得非常不错，经常请包头的专家到校上课，也经常和我聊教研教改，给我很大触动。大树湾二中的校长王铁（现任教育局副局长）和梁树华（现任一完小校长）经常派我们出去学习，我每听一节课都要详细记录，都要进行反思，再加上当时教研室分管语文的徐智老师和大树湾教办吴玉峰老师的亲切指导，我的教育教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我的同学说我是徐智老师的嫡传弟子，连发型都一样（我俩都光头）。但真的，徐智老师给了我不少指导和鼓励。2002年，全旗从乡下选拔教师，我以现场教学第一名、综合第四名的成绩调入达旗五中。调入五中后，我刻苦钻研，认真工作，不久，就赢得了领导的信任，家长的认可。现在想来，我的成长真离不开高宝良校长、王铁校长、梁树华校长、徐智老师和吴玉峰老师、张玉斌校长、刘亮明校长……不一定要回报他们，但一定要铭记。
20多年来，我们学东庐，学杜郎口，学洋思，学太谷……不断进行着教研教改，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我的教案我必须亲自手写。我始终认为：备讲批辅考这些教学常规不能放松自己。尤其是备课，它是上好一节课的灵魂和根本，不能丢。几十年来教案有多少本记不清了，但每次备课，我都从上一届的教案中找寻作为自己的参考。课常备常新，每次备课都能发现上次备课的不足，于是从中又能找到许多欢乐。譬如在第一次教学《安塞腰鼓》的时候，我只觉得文章美，但没法给学生说出来，只是让学生读，连教学参考书都没看懂；第二遍教学的时候我已经发觉美在哪里，也让学生感受到文章的美了，学生的朗读就可以体现出来，当时的教研室唐玉梅老师、邬瑞芳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第三次教学的时候，不仅是感受文章的美，更重要的是学生们能从中学习到写抒情性文章的一种方法：一线串珠法。次次教学都要反思、都要总结，每一节课教学都不是简单的重复，都觉得有了新的感受，都能发现新的价值，感觉到有许多趣味，这其中缘由恐怕只有一百多年前的梁启超在《敬业与乐业》中给我做的解释：“凡职业总有许多层累、曲折，倘使身入其中，看他变化、进展的状态，最为亲切有味……人生能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生活才有价值”
现在想来，一个人的成长，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走出去学习是一条途径，当然最关键的是这个人得愿意学，愿意进步，愿意主动去吸收营养，都有让那些自己的、别人的成功失败都成长为自己的一部分的想法和举动。一句话，有一种愿意为教育而不断学习的情怀。
三
1995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就听说教办要提拔我当学校的环节干部——教导主任。我不以为意，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太年轻，刚毕业两年，没背景，什么都不懂，可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后来终于没有当上教导主任，我长长地松一口气，但总归是知道了这绝不是空穴来风：中学校长想让我到中学教书，可管教育的乡长是城拐人，他想让我留在城拐教他们村的孩子，于是，想出了这么个借口-——提拔我。原来，仅仅两年多，我就已经赢得了当地村民们的认可，他们渴望我留下来。但就在不多年后，我就遭遇了我生平的第一次尴尬。
1999年，我调到大树湾第二中学工作，我从落后的地方调来，又是中途接班，原来的语文老师调到城里了，学生不接受我，家长就有反应了。一天，一个家长喝了点酒之后找到我们校长王铁，当着我的面，说建议把我换掉。王铁校长听完他的理由之后，严肃的对他说：常老师是我们大树湾语文老师的领军人物……之后，没有找我谈话，没有让我反思自己的不是，更没让我“下课”，我从他的语气中分明感受到是：我就是王校长心中的大树湾语文的领军人物。现在想来，绝不是那么一回事儿。领导没再找我谈话，没让我反思，但我能不反思吗？一定是哪些方面做得不好，家长们不满意了。家长们渴望的是优秀的老师教自己的孩子，哪怕那个孩子多调皮，多么不像样。再说，我必须成为“领军人物”，不然我们的王校长在家长面前不就是食言了吗？
等到我调回五中，我更加感受到家长对老师的选择。家长们首先要将孩子选择到名校，然后再选择班主任，选择主课老师……家长如何艰难，不得而知。学校却在热热闹闹下滋生着名利思想，也滋生着大大小小的腐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那些所谓的名师的班里有七八十人左右，普通班只有三四十人。
2014年8月，阳光分班政策打破了特权。有特殊关系的还在找寻机会，没特权的暗暗高兴，但最终，都得接受：学生，阳光分班；老师，平均搭配。学生没有选择老师的权利，老师没有选择学生的权利。以为万事大吉，教育做到公平了，新的问题来了：一个班的老师能力上是有差异的，导致成绩上有差异，差异大了，家长们就“反了”——联名轰老师下台。找校领导，找局领导……2017年，我当副校长，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样的事。2018年秋，去呼市接受校长培训，我把我的困惑讲给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朝阳实验学校刘明成校长，希望得到他的指引，刘校长在百忙之中给了我回复：保护教师的尊严与权益；调查教师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解决。感谢刘校长指点迷津，但现实工作起来，谈何容易？后来，又听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长江学者薛二勇教授对当前教育形势的分析才豁然开朗。他说：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与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的矛盾。说白了，家长们需要的优质的教育资源，而我们，没办法全部满足。
我从来没想到这些问题竟然离我这么近！怎么办？一，要人才。那些免费师范生去哪儿了？呼市学习的时候，呼六中的校长告诉我们，他们六中近几年召回免费师范生达61名，内师大的毕业生近几年一个都没要；而我们旗呢，内师大毕业的没几个，国家免费师范生又有几个呢？我在感慨着，也在思考着。二，提高我们自己，只有每个教师提高了自己，人民满意了，才不至于出现这些问题。这又是摆在我面前的新问题。
教书25年了，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权且当做一些回忆与思考。脑中回想着那九个“坚持”：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而我想，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坚持：就是坚持做好我的教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