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
（一）
我于1933年农历九月十八生于内蒙古达拉特旗耳字壕区沟心召一个贫苦佃农家庭。我是在母亲逃避土匪的途中生在野外的。据说，事前唯一的准备是用自产的二斗荞麦换到一块粗白布，用它包裹了我，虽生在野外，也保住了性命。
从断奶吃饭开始，我一直由祖母带养，和祖母住一个屋，盖一床被，祖母出门在家，几乎左右不离，直到 10 岁上学。因家境贫寒，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记得我吃不下草籽窝头，扔掉了饭碗，慈祥的祖母另给我熬点稀饭拌着窝头，哄我填饱肚皮。
童年时家庭的养育教诲，对我的成长、做人产生了极大影响。祖母十分慈祥、善良，对人和蔼、厚道，充满爱心和亲情，她的为人、言行是难得的做人榜样。她竭力领我走上正路，怜爱我，但不溺爱。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祖母就不让我睡懒觉，不让我浪费一粒米，无时无刻不在勉励我勤奋上进，祖母是我长大后成为勤劳善良的人的领路人。祖母能讲很多鬼狐故事，更知道不少世故人情， 故事虽有些荒诞离奇，但多为劝人行善，教人做好人、做好事，不要做坏事、亏心事。
我步入学校的门槛是在 1942 年的春天，当年我虚岁 10 岁。保甲逐级通知我入学，是指令性的，不上不行。家里虽不十分情愿，我倒是很情愿的， 叔父赶着毛驴，驮了我的行李和口粮到距家 4 公里的马家壕住校上学。学校是国民党驻军借用民房开办的，老师姓王，穿着黄色军装，个子不高，外地口音，入学当天就给我起了沿用至今的这个名字。白天老师在地下讲课，学生在炕上听课，晚上把书桌搬到地下堆放，人在炕上睡觉。那时的课程设有语文、数学、体育三门课程，实际上只有老师教学用的一本小学一年级课本，学生没有课本，每讲完一课，请老师抄写下来，照着练习、背诵。后来才知道，这支部队是国民党 21 集团军邓宝珊部 86 师的一部，王老师是连部一个文书。
1943 年初部队撤走，学校来了一位姓杨的老师，这一年连课本也没有见到，老师给学生教《三字经》《百家姓》《名贤集》等书，教学方法也简单， 每天领读几段，然后让学生高声朗诵，必须背会，第二天上课开始就是背书， 背不会的常用板子打手，我的记忆力好，幸亏没挨板子。
抗战时期，绥远省政府在达拉特旗设立了战时民众组织训练处，处下设立若干中队，后改为乡。距我家 8 公里处的什拉台村设有中队，中队所在地设有一所国民初级小学。1944 年至 1946 年我在该校住校上学，从二年级住到四年级，虽有语文、算术、自然等科目，但老师少、教材少，全校三四十个学生由一年级至四年级，通常只有一至两名老师，依次是张天民，山西河曲人；冯老师（名字忘了），南方人；李清印，陕西关中人；郭振都，陕西府谷人；王孝勤，内蒙古东胜人。
每学期开学晚，放学早，一年加起来学不到半年，闻讯日寇来犯或飞机轰炸，就紧急放假疏散，一年至少折腾几次。1945 ─ 1946 年稍事安定，王孝勤养了一头猪，除占学生伙食的便宜不说，我几乎每天要为他掏野菜喂猪， 严重影响了我的学业。
1947 年 3 月，我转入达拉特旗乌兰甲坝国立小学上学，因我算术课的基础太差，原蹲在四年级，下半年插入五年级。这是一所正规的完全小学，课程齐全，教材齐全，师资配备齐全，教学质量很高。我在该校学习一年，胜过什拉台小学学习三年，但该校有两件事给我后来在政治上造成很大麻烦。其一是该校于 1947 年春给学生每人发放一套校服，是黄颜色的，我也领过一套。参加工作以后，有人说，见我穿过军装，肯定当过国民党的伪兵。其二是 1945 年春，该校在师生中集体发展过一批三青团员，1947 年又集体转为国民党员。给我带自然课的老师丁继贤是国民党党部负责人，1962年在押期间，交代材料中说：“院良臣是 1945 年入学，功课好，也很活跃，可能加入了三青团。”当时伊盟党组织经过调查做出了否定的结论，可到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把以上两件事当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展开审查，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及老师、特别是我的同班同学雷金泉、贾生、奇书太和数学老师贾丕模等顶住百般威逼，实事求是地证明我是 1947 年春季入学，也证明学校发过黄色校服，经过反复折腾，终于免遭迫害。
1948 年 3 月，准旗大部解放，国立小学距准旗不远，随之停办，等了一年多仍未开学。1949 年冬，我在耳字壕国民中心小学念了六年级上学期。1950 年 3 月，我进入设在展旦召的伊盟中学补习班上学，其间还上了蒙文蒙语课，可惜时间短，学了个半拉子，以后未能应用上。这年春天，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绥远省政府给达拉特旗派来了以郝秀山为团长的铲除罂粟工作团，协助达拉特旗铲除大烟，达拉特旗政府因干部力量不足，把我们伊盟中学补习班的同学也抽调出来参加铲大烟。我是西部沿滩三人小组的一个成员，组长姓郭，绥远省政府旧职人员，时间大约在 5 月中旬到 6 月上旬， 我们组的任务是铲除从柴登到独贵特拉整个达拉特旗西部沿滩的大烟。铲大烟回来不久，补习班就毕业了，原打算下半年到设在包头的伊盟中学上学， 可是家里的经济状况很差，只给我筹借了七个银圆，上学的念头被迫取消， 我的学业就此终止。
（二）
回忆我上学的经历，从 1942 年入学到 1950 年为止，已有九个年头，可我连高小的课程都没有系统学完。实事求是地讲，不是因为我不勤奋上进， 也不是智力上的原因，而是动乱的时代，不成体统的学校，师资短缺，打打停停，断断续续，耽误了我很多的学习时间和获取知识的机会，学业未成， 成了我终生的缺憾。
1950 年 7 月，我从伊盟补习班毕业升学无望时，在同学中流传着一个消息，盟政会有一所伊盟干校，有政府的介绍信就能入学，不收学费，毕业后还给分配工作。这自然很振奋人心，但是否确切，不得而知。抱着试一试的决心，8 月上旬，我和同学白永福一起去找杨达赖同志。杨时任达拉特旗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公开身份是达拉特旗政府民政科长，很和蔼地接待了我们，询问了我们的家庭情况、学历和去干校的目的后，亲自写了“兹介绍院良臣、白永福等二位同志到你校学习，请接收”的介绍信，盖了民政科的公章。
我和白永福从展旦召动身，向西走了 15 华里，到了巴彦门肯许利民叔父家，正好以前的同学许利民在那里，我们动员他一起走，他同意了，于是在介绍信的院良臣、白永福等二位同志的“二”上面加了一画，成了三同志，于当天就到了高头窑白永福家。在他家住了两天以后三人同行，经东胜的罕台庙、伊旗康巴什、车家渠等地住宿两晚到达干校所在地札萨克旗新街镇。那时新街叫盟政会，伊盟党政军机关都设在那里。到校当天我们三人各填一张入学登记表就顺利报了到。我当时还不满 17 周岁，怕因年岁小不接收，填表时多填了 1 岁。
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干部需要，伊盟盟委做出了很有远见的决定：成立伊盟干部学校，并决定由伊盟军区司令员王悦丰兼任校长。盟委秘书长赵会山兼任副校长，负责学校实际工作的是组教科长冯国安，总务科长邢思恭。我于 1950 年 8 月到校时，学校设有六个班，第一班蒙文班，以蒙语教学为主；第二班青年班，学员年龄都比较小，多数只有十几岁；第三班知识分子班，但多数只有高小、初中文化；第四班是起义留用人员班；第五班是妇训班，主要培养妇女干部；第六班是财税班。我们同去的三人，虽然只有高小文化，都被插入第三班。
学校是利用旧军队的一处军营马号作为校舍，条件很差，听讲课席地而坐，以膝代桌，一个班的学习、讨论、吃饭、睡觉都在一面大炕上。学习用品是麻纸和毛笔，学员实行供给制，我到校不久即领到一套灰色粗布单衣， 每天两顿小米饭，每餐一勺山药汤，但能吃得饱，一点也不觉得苦。
主要教材是《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及民族政策等。学习方法为自学、讲课、复习、讨论四个环节，即阅读学习资料， 请领读讲大课，业务部门讲业务课，学校教员上辅导课，而后是讨论。
学习中坚持贯彻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师生一致：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团结友爱，亲切坦诚，经常谈心，有良好的校风。我在校学习两个月，10 月中旬就毕业了， 实际是要完成一系列紧急的政治任务，干部力量不足，提前出校了，可对我来说，收获太大了。首先，入住干校，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进入干校，我就由一个世代农民的儿子转变为一名国家干部，一直干了 47 年直到退休（伊盟干校 1959 年改名为中共伊盟盟委党校）。
1950 年 10 月中旬，我们伊盟干校的一批学员被宣布结业离校，和盟直属机关干部一起编为达拉特旗工作团，由盟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新民带队，背着行李开赴达拉特旗，临行前每人发了一套灰色粗布棉衣，带了盟政府印制的粮票。到达拉特旗后又和旗里的干部混合编组，我被编在田永祥为组长的三人小组，工作地点在二区（耳字壕）东部，先后进行了查田定产、秋粮征收、废保建政、减租反霸等工作，历时半年。
这对我确实是一次考验。首次参加革命工作，又是在自己家乡，直接牵涉自家利益，要作弊可以办到，但刚刚学了许多革命道理，一心为公不为私利的观念已经树立，所以虽在家乡办事，不论亲疏，坚持秉公办事，在我人生道路上迈出了一心为公的第一步。
秋粮征收工作结束后，上级对我们这个工作组在人事上做了调整，原任组长田永祥调走，新调来刘承文任组长，新的任务是废保建政。
根据达拉特旗工作团和旗委的安排，我们这个工作组的任务是废除保甲制度，组建区以下的行政村，每一个行政村下面再设若干自然村，按照居民分布情况，人口较稠密地区，三四百户设一行政村，人口较稀少地区， 一二百户设一行政村，每一行政村跨越几公里到十几公里不等。
我们工作组在耳字壕东部先行废除保甲制度，对少数民愤较大的保长进行了斗争清算，接着建立新的村级政权，共建立了城塔、康家湾、哈什拉、什拉台、沟心召、李油房（后改为新建）六个行政村，西部工作组设立了耳字壕、昌汉沟、万胜隆、沙坝子、江木图、脑活赖（后改为草原）六个行政村， 全区共设立了 12 个行政村，每村配备村长、副村长、民兵连长、农会主任， 有的还配备了妇女主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