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
在我们老家，凡小的事物和人都称之为“侯”。侯娃娃，就是小娃娃，儿童。侯捻捻，指东西很小。侯爹，就是父亲最小的弟弟。
我娘娘四十岁那年，生下了她的第七个儿子后，再没有生养。这个侯儿子就是我的侯爹，那一年，新中国成立才刚刚五年。掐指算来，侯爹今年虚岁应该是六六大顺了。
按理说，侯爹作为家里最小的老生生 ，读书的条件应该比几个哥哥要好很多，可是我这个侯爹说甚也不爱念书，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回家。那时，我的父亲和大爹都已参加工作，都竭力供养他，但好说歹说也无济于事，只好作罢。侯爹说，看见那几本纸片片就头疼，咱就不是念书的那块料。
侯爹十七八岁时就去国营高头窑煤矿当了一名采煤工人，那时候，煤矿的机械化程度非常低，除用炸药爆破之外，橛子、钢钎、锤子是主要的采煤工具，采煤拼的就是力气。黑幽幽的井口，只可容一辆马车出入，顶子只是用杨柳木做成的窑柱顶着，随时有冒顶坍塌的危险。除此之外，还要受到爆破、瓦斯爆炸、一氧化碳中毒的威胁。在一次冒顶事故中，侯爹被一块大炭击中腰部，不幸中的万幸是只造成轻度残疾。因此只能回家养伤，当了农民，再无下文。侯爹最遗憾的就是，自己差点把命丢在矿井里，煤矿没有任何说法，老了老了连一分钱的退休金都没有，这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心病。
爷爷去世那年，我的父亲就让我陪同孤身一人的娘娘。那时，侯爹还在煤矿掏炭，月数光景回家一次看望他的老妈，每次趁别的孩子不在，悄悄给我塞几颗水果糖，又一次竟然买回一双黑色的橡胶凉鞋，把我的双脚从妈妈做的实纳卜子鞋里解放出来，让村里的孩子们好生羡慕。后来，还把他的一顶洗的发白的劳动布单帽送给了我，我一直视为珍宝，戴到初中毕业。
侯爹娶侯妈时，我娘娘也已去世，是哥哥嫂子们给他们办的喜事，就住进老人留给他们的那座老土屋。因此，一成家两个人就开始独立地生活。那时候，因为没有了对爷爷娘娘的牵挂，虽然离老家只有二十多公里，但我们很少回去，只是每年冬天，侯爹赶着马车去纳林沟煤矿拉炭，路过我们家时，回来打一间，吃一顿饭，拿来一些自产的番葫芦南瓜、谷米、荞麦，或放下几块大炭，和我的父母叨拉老家的一些事情。我对大人的事情不懂，只是凑在侯爹身边，抚弄他那拴着红缨子的皮鞭。
我读师范时，一年冬天，侯爹突然出现在我的教室窗口，并不说话，极力地向里望着，我看到后迅速跑出去。原来是为补办我父亲的师范毕业证专程而来的。那天，一大早骑自行车从老家起身，走了二十多公里的路去了我家，拿上父亲的照片和资料又骑行四五十公里的山路到了东胜。满脸冻得通红，胡须和眉毛挂满了雪霜。只是简单地交代了几句，把父亲给我写的信交给我，又匆匆赶回老家。后来才知道，因自行车出了毛病，侯爹回到家已是半夜鸡叫时分。
我再见到侯爹时，已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秋天。侯爹从老家附近的瓷窑里拉了一马车大瓮、坛子准备卖给城里人腌菜。走了两天两夜才到了树林召，只是那拉车的骡子平日里只在乡村土路上行走，没见过那么多汽车，喇叭一响就受了惊吓，和别人的小汽车撞了架，一车瓷器摔了个稀巴烂，还把人家的汽车拧下个圪卜。官司自然打到交警队，当教办主任的六爹忙，便打发我去搭照。侯爹像霜打了一样，圪蹴在门仡佬，任人数落。最后赔了人家二十块钱才过了关，侯爹浑身上下搜出不到五块钱的钢镚子和毛票，只好由我垫资。回家的路上，侯爹笑着拿出两张大团结交给我，说：这群个泡，和牲口还上气了，他爷就不想给他们。
第二年，六爹在树林召近郊的马兰滩给侯爹包了几十亩地，并把家也搬了下来。到了秋天，侯爹一家又搬了回去。他说，滩上的红泥地不好耕作。父亲最了解他这个侯弟弟，离不开生他养他那块土地，和坟圪台上埋着的我的爷爷娘娘。
这些年，我们每年清明都要陪着父亲回去祭祖，侯爹不再出去放羊，早早在家里等着，出出进进，忙里忙外。常常会杀一只山羯子和久存的好酒招待我们，至少也会吃一顿荞面油糕。临走，即使土豆、蔓菁也要给拿一袋子。
如今，侯爹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成了家，孙子、外甥好几个，在城里都买了楼房、小轿车。侯爹已经六十大几的人了，但还是不肯随儿女们到城里生活。总是那句话：还能动弹行了，城里住不惯。他还是离不开这方陪伴他大半辈子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