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
父亲当了三十多年的教师，也算是个文化人。父亲高高的身架总显得瘦骨嶙峋，后来得了病，一直吃着药，从来没有发福过。父亲属于性格内向的人，不善于言谈，总是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但父亲却放下文人的架子，拖着带病的身子骨，扯破嗓子，吆喝着自己的买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一家人转为城市户口。在那个年代，农转非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可却愁坏了切除了一颗肾脏还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失去了土地，一家八口人的吃饭就成了问题，虽说凭粮本可以买到供应粮，但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只有三十多块钱，那时候母亲也常年吃药，加上父亲又得了重病，两个人的医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天无绝人之路，父亲和附近的生产队要了一块荒地，产下的粮食归我们，秸秆全部交给生产队。除此之外，全家人每人一根绳子，挽草成了我们放学后和暑假的重要任务，晒干后全部卖给生产队喂牛喂马。秋天，父亲又盯上了公社门前那片树林子，天还没有亮，父亲就扛着扫帚开始扫树叶，一个大病初愈的人，多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我不知道父亲是凭着怎样的毅力，每天把偌大的园子扫个遍，堆起金色的小山。
当然，我和弟弟就是运输大队长了，常常背着大麻包看着别的小朋友玩这玩那，不免埋怨父亲，现在想来真是不懂事。冬天来了，下雪了，这些树叶除了自己家的几只羊食用，其余的全都卖给了兽医站或生产队，而且成了抢手货，此时，父亲消瘦的脸上露出平日里难见的笑容。百十元的收入，现在看来少之又少，但那时可以买回五六百斤的白面，那可是顶了天大的事。
父亲回城一年后退了休，我和弟弟都长成二十多岁的大后生了。父亲不作声，他又愁上了连着要娶两个儿媳妇。房子的事想都不敢想，铺铺盖盖总得弄几床吧。
有一天，突然看到父亲那辆破旧的红旗牌自行车的椅架上多了一个钢筋焊接的笼子，中间放着一个大纸箱，原来父亲要卖饼子了。父亲的骑车技术很一般，一般到像骑毛驴一样骑上去，再蹬着前进，停下来要靠两条大长腿当刹车。我们的担心劝阻不了父亲的决定，那天晚上，父亲毫无睡意，在被窝里不断翻着身，不多时就看看枕头旁的马蹄表。那时，树林召街上做饼子的加工厂也就两三家，提货的人多，需要晚上两三点就起来排队，排在后面货源就没保证了，父亲是操的这个心。
第二天早上等我们醒来时，父亲早已出了门，直到中午一点多才回到家，看上去很疲惫，但很高兴，哗啦啦，从棉袄专门缝制的口袋里掏出一堆皱巴巴的一毛、两毛的纸币或硬币来。
后来，父亲的业务范围由单一的饼子增加了麻花、雪糕、冰袋，一个纸箱变成两个纸箱，购买对象也由学生拓展到建筑工人、锹头队,甚至机关干部。忙不过来时，母亲也被收了编，当起了他的助手。父亲常常因为他的销量在同行中名列前茅而沾沾自喜，但总是不让我们看到腿上不断添加的的累累伤痕。“焙子、热焙子... ...”叫卖声传遍树林召的大街小巷。
父亲渐渐老了，在完成所有孩子的婚事，三四辆自行车退役之后，他也退出货郎子的行列。习惯穿梭于大街小巷的父亲反倒不习惯坐下来无事可干，每天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那年因为单位忙，我好长时间没回去看望父母。有一天回去之后，发现老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院子东头盖了一个小厨房，原来充当厨房的那间南房子里的小火炕和炉台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拆除得踪影全无，一排货架上摆了满满当当的日用品，迎着巷道新开了一扇门，门头上立了一块牌子，是父亲亲笔书写的柳体楷书：便民小卖部。父亲稳稳当当坐在那里，当起了掌柜，笑眯眯地和过来买东西的邻居们聊着天。因为父亲的货新鲜、价位低，这个“林家铺子”很快出了名，吸引了周边很多人过来购物。
这样的买卖又持续了好几年，直到父母住进了楼房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