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
“穿分儿吃分儿指分儿过，老婆还用分儿娶过”,一句经典谚语道出了一段历史渊源，这句话对改革开放前生活在中国广大农村的人来说体会最深，理解也极其到位。因为那时候城里人上班挣的是工资，而农村人挣的是工分，就这一字之差，决定了严重的城乡差别。
挣工分，准确的起于何年，我没有做过深入的探讨。我估计肯定是从解放后在农村成立合作社时开始的，它不仅是记录劳动者为社会作贡献的凭证，又是劳动者参与年底分劳动报酬的依据，“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这句话对“工分”给与高度概括，由此可见它的重要意义。“工分”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存在了几十年，它也是时代的产物。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家一户独立生产经营，多劳多得、自负盈亏，挣工分这种形式便自然“下岗”了。
不过，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毕竟它是一种社会存在，而且我们还是亲历者和见证者，也有这个义务回忆这段往事传于后人。如今提起“挣工分”倍感亲切、历历在目，那时艰苦、那时贫穷，可是再苦再穷大家都毫无怨言，那个年代的人们思想都比较单纯，“东山的阳婆背到西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是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既然靠工分吃饭过日子，那就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出满勤、干满点，多挣工分吧。那时的人们好像没有发家致富的想法，主要是不允许有，稍有举动就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有时也为生活发愁，大家都一样，要穷都穷，所以，也没有多少抱怨。他们只是“拉革命车不松套”，默默无闻、一心一意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那时候，每个劳力都有一本劳动手册，大小同现在的驾驶证差不多，皮子是牛皮纸的，封面的上半部印着“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下半部留下填写生产队和社员姓名的地方。翻过牛皮纸皮子才是记工分的地方，“某年某月某日、干什么活、出勤天数、工分、盖章”，内容清晰，项目齐全。
大家一扑真心，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了大地的丰收，为了安居乐业，大家都没明没夜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改天换地，大干快上，架桥梁、通公路，筑堤坝、修水利，学大寨、整良田，挣工分、度日月，硬是靠人工肩担背扛把“三农”的各项事业建设起来。
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很落后，交通、农田、水利、农机、农技、乡村建设基本没有配套，农民种地往往是靠天吃饭，遇到灾年旱年肯定都减产，或者颗粒无收。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所以，国家号召农民兴修水利，开渠、打井、搞水利。我们村地处黄河南岸，南有山洪爆发之忧患，北有黄河水出岸之危险，修一条黄河防洪大堤迫在眉睫。六十年代初，差不多是举全旗之力出动民工搞修筑防洪堤大会战，那时，没有机械化，全靠会战民工肩担背扛，劳动现场红旗招展、人来人往。整个坝壕内是“清一色”的男劳力，挖土、担土定时轮流分工合作，当时民工的那个干劲儿真的是热火朝天、你追我赶。炎热的夏天，男劳力只穿个裤衩赤膊上阵，有的穿个布鞋，更多人都是赤脚上阵担土方。他们以村社为单位，编组分段，为了促进劳动效率，有时组与组之间还开展劳动竞赛，口渴了，就地趴在水边喝上一肚子水，肚子饿了，只能忍着，如此强度的劳动，在缺吃少穿的年月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
这些人就是挣的工分，而且现场考核十分严厉，听父辈们讲，现场监工小组，手里拿着钩子秤，随时随地抽查民工的担土重量，假如没有达到规定要求，当即给予扣除工分的处理。
田间的水利工程比起修筑黄河防洪堤，工程量要小得多，一般是由生产队自己完成，假如是几个生产队共用的，那也是按照地亩的多少来划分长度，所有的这些劳动都是由社员挣工分完成。
记得那时候生产队计工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要根据工种的不同确定记工的方式。
一是按“件记工”，即按社员完成的工作定额确定应得工分，这种方式社员们乐意干，机动性大，自由灵活。比如给队里割草，队长吆喝着社员到了指定的地方后，简单地强调一下要求，即连好带赖全部清，不要浪费草资源，并且宣布割一斤草是多少工分，然后大家就分头行动。等到了收工时，大家各自整理割好的草，用绳子捆好，背到集中的地方过秤、计分、收工，用现在的术语讲叫“轻包”，类似这种劳动还有很多。割小麦是按垄子记分、开渠拢堰是按长度记分。
还有一种叫“死分活评”，即按照每个社员劳动力的强弱和技术高低评定每个工作日应得的工分，再根据劳动中的实际表现进行评议，确定加分、减分或按原定标准记分。这个比较麻烦，可高可低由记工员说了算，这里面有了人情分。
记忆里，已经十四五的我，放学回家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春季的开渠、抡堰、平整土地；夏季的割麦锄地；秋季的收获，样样都得参加。有时候出去劳动，领得任务和大人们一样，而且能圆满地完成任务，记工时大人5分，我们几个学生是4分，心中自然很憋屈。回家后，和身为生产队队长的父亲唠叨，父亲总是说：“吃亏吃不死人，娃娃家不要老是计较那点分数，以后好好参加劳动就行了！”父亲还这样要求我。
只要有时间，只要队上有能干的活儿，父亲便叫我跟大人一起，去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父亲要我参加队上的劳动，也是想把我的身体锻炼得硬壮一些。父亲常说：“气力是奴才，去了又回来。一个小子娃娃，不吃苦、不受累、不流汗怎么行？”所以在田间地头的活儿我觉得没有干过的不多，慢慢地队里也把我算成是一个劳力。
有一年学校放暑假，直接带着行李去乌兰淖水库（现在的羽龙湖）担了四十天坝，直到开学。父亲要我参加队里的劳动，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挣工分。家里人口多，劳力却只有父亲和母亲，他们两个人挣的工分，实在是没法养家糊口，人口多、工分少，就是缺粮户。缺粮户粮食分的少，钱就更别想了，因为他们挣的工分，不够给付分的口粮钱。所以要我去参加队上的一些劳动，好歹也能多点工分，多点工分，就能多分点粮食，弟妹们就能多吃一顿饱饭。我记得千真万确，十四岁那年，我正式开始挣工分，一年挣了700多分，十分为一个工，也就是70多个工，那年一个工年底分红可分到一块儿零五，一年我就挣了差不多80块钱，给家里帮了大忙。
第三是“死分死记”，即按社员劳动力强弱和技术高低评定每工作日应得工分，再根据实际出勤时间记分。这种形式就是人们常说的：“磨阳工”，按天数记分，出工不出力，利于养活懒人，实际上大集体解散这就是原因之一。
第四是包工，就是现在人们说的“重包”，即生产队把一定的生产任务，按照工作定额预先计算出一定数目工分，包给社员完成。比如在生产队砖窑上干活儿，“摔砖坯”这个环节，父亲一个人的活儿，我们全家齐上阵，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修整的修整，起架的起架，我们的工分就可以翻番。
干不了大人们干的活儿，就挑自己能干的承包，免得让人家说是“混饭吃”。记得有一次秋收割玉米杆儿，我就和队长争取到了用承包的办法，我割得很麻利，一会儿就是一大片，比大人还快，大人一天掰多少玉米，我一天就能割多少玉米杆儿，有时还能抢到大人的前面，让大人们掰不完，手起刀落，玉米杆儿就躺在了地上了。
队里定的，割一亩地的玉米杆儿，记4分工，晚上收工，我问会计，今天我割了几亩地啊？会计步量一遍玉米地后算了一下，给我说总共是4亩地，于是把16分记在我的劳动手册上，这好像是在一天之中挣得工分最多的一次。此时，望着这一望无际的原野，远处的地平线似乎向我昭示着什么？
我知道，“挣工分”让我在这里洒下无尽的汗水，更能长出我的希望。我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就要从此开始。这方热土，给了我无尽的遐思与展示，虽然有流血流汗，有苦有累，但我收获到的不只是财富的喜悦，更有精神的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