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首歌,我记住了一个人。因为这个人,今年国庆前夕,我和妻子驱车数百公里,来到了陕西省的佳县。
这首歌是《东方红》,这个人叫李有源,他是佳县人(现属榆林市)。佳县古称葭州,因“葭”字生僻,196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改为佳县。佳县位于陕西省的东北部,黄河晋陕峡谷的西岸,与山西省的临县隔河相望。佳县县城建在黄河边上一个高耸的石山之上,传统的石窑洞高高低低依山而建,现代化的高楼大都建在了山顶上,高耸入云的感觉更加凸显。故有“悬天古城”和“东方卢森堡”等美称。
此行是我第三次来佳县了,前两次都是集体行动,是奔着道教圣地白云山而来的。
按照手机导航的引导,汽车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一路向上,我们来到了佳县城北3.5公里的张家庄村中的一处纪念碑旁。石碑两米多高,宽三米左右,左面刻着《东方红》词曲,右面刻着“人民歌手李有源” 的简介和他创作《东方红》的经过。仔细看过碑文后,我们又听从村民的指引,爬了百余米的坡道,一个陕北特色的古老院落出现了,大门一侧的石碑和门头的木匾上都刻着“《东方红》作者李有源故居”。
故居大门的两扇木板门虚掩着,我们顺利地进了院子。土院子干净整洁,正面有五孔窑洞,其中一个小窑洞是夏天做饭用的,东西南三面还有些窑洞是放杂物和圈牲口用的。院子里还有一盘石磨和一个石碾子。
正面东头的第一孔窑洞上挂着“《东方红》作者李有源故居”的木匾,只是门上挂着铁锁,我只好把两扇木门的缝隙尽量撑大而向里张望。
我看到,窑洞的三面墙上都挂着相框子,新老照片都有,我感觉其中最珍贵的是离门较近的一幅老照片,它是李有源当乡文书时与同事在一起的合影,拍摄于1953年。我试图把相机伸进门缝中翻拍这幅历史照片,但效果并不理想。后又改用手机拍了几张,感觉还能过得去。
我看到,窑洞的土炕上有一张小炕桌,小炕桌上放着一盏油灯。78年前的那个冬夜,就在这孔窑洞里,就在这张小炕桌上,就在这盏油灯下,一个头上围着羊肚肚手巾的陕北农民激情澎湃,写出了唱遍神州,唱出国门的《东方红》。
那是1942年初冬的一个早晨,李有源和往常一样,挑着木桶进城去掏粪。快到佳县县城时,他忽然发现东方滿天红霞,一轮红日从云层中喷薄而出、冉冉升起,照亮了山城佳县,照亮了陕北高原,照得他浑身暖洋洋的。李有源的创作灵感瞬间迸发,毛主席不正是驱散黒暗,给劳苦大众带来光明、带来温暖的太阳吗?两句秧歌词脱口而出: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佳县解放了,穷人翻了身,全靠毛主席领导的好。第三句歌词又涌上了李有源的心头:
他为人民谋生存。
李有源挑着木桶边走边想,县委门口墙上的一条标语映入了他的眼帘:“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于是第四句也有了:
他是人民大救星。
当天晚上,就在那盏油灯下,李有源把白天想好的四句歌词,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在了麻纸上,再配上《骑白马》的曲调,自己反复唱了无数遍,自我感觉良好。于是,一个经典歌曲就这样诞生了——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
他是人民大救星。
第二天一大早,李有源就把《东方红》的词曲交给了侄子去练唱。侄子叫李增正,天生一副好嗓子,是扭秧歌闹红火的一把好手,当地叫伞头。1943年春节期间,张家庄秧歌队进城演出,李增正首次推出了《东方红》。由于歌词形象生动,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唱出了翻身农民的共同心声,加上李增正的深情演唱,《东方红》很快就唱红了整个佳县。
1943年冬天,边区政府号召群众移民,到延安一带开荒种地,佳县组织起了一支七十人的移民大队,李增正任副队长。李有源又把《东方红》的歌词作为第一段,续编了《移民歌》,鼓励他们积极开荒,发展生产。移民队经过米脂、绥德等地,一路南下一路歌,把《东方红》和《移民歌》唱到了延安。随后,在延安鲁艺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东方红》又续上了后两段,并将第一段中的“谋生存”改为“谋幸福”。从此,这首从窑洞中诞生的颂歌,就像长上了翅膀……
1945年9月5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联政宣传队演唱的《东方红》,歌曲很快就在神州大地传唱开来。
1949年10月1日,在《东方红》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喜欢《东方红》,这在李有源的预料之中,但外国人也有人喜欢《东方红》,却是李有源没有想到的。1953年10月,日本西官市“虹之会”合唱团的黑泽正之方等十九人,给李有源寄来了他们演唱《东方红》时的照片。信中写道:“在遥远的日本,能将你创作的优秀歌曲,作为我们劳苦大众的歌来演唱,这真是我们非常欢喜的事。‘东方红,太阳升’,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歌曲,也是世界劳动人民的歌曲……”。
1964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导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登上了舞台,并搬上了银幕。
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把《东方红》的乐曲送上了太空。
2008年11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古巴出访,与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一同来到哈瓦那大学塔拉拉分校,看望在那里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劳尔·卡斯特罗回忆起自己55年前出席世界青年联欢节时的往事,情不自禁地带头用中文唱起了中国民歌《东方红》。
在我的印象中,从60年代到80年代,《东方红》这首歌确实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当年,一个中国人如果不会唱《东方红》,人们一定会怀疑你是不是外星来客。我曾看过一篇有关《东方红》的文章,它说在中国大地上,《东方红》的播放和演唱的频率曾远远超过了国歌,我深以为然。
从佳县窑洞中唱出的《东方红》,已经唱了78年,现在的年轻人还会唱吗?为此,我电话采访了亲戚中的一个晚辈和她刚上初中的女儿,她们母女表示都会唱《东方红》。
在《东方红》的故乡佳县,出租车司机们不无自豪地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佳县出了个李有源”。
而我最想知道的是李有源后人的情况,缘份使然,告别张家庄村时,我们在村口巧遇了李有源的嫡孙、村支书李耀爱,他正在等候他的大哥和三弟,兄弟几个约好中秋节前要为爷爷和父亲等先辈去上坟。有关他爷爷李有源和《东方红》的情况,他让我联系他大哥李锦鹏,因为李锦鹏是专搞“东方红文化产业园”的。
李锦鹏的微信名叫“东方红故乡人”,他出生于1957年,当过兵,在乡里任过武装干事、武装部长、副书记、人大主席、乡长等职,后任佳县文体广电局副局长兼“东方红文化产业园区”筹建办公室主任。他告诉我,从2007年到现在,他一直致力于“东方红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之中。项目总投资近亿元,现在已基本成型,正在进行内部装修。目标是建成一个AAAA级红色旅游景点、全国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李锦鹏希望园区的运营能使《东方红》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同时也能带动佳县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李锦鹏还在电话中补充了李有源后人的一些情况,李有源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李增堂,一生务农,享年78岁,子女们都生活在农村。二儿子李增光,也就是李锦鹏的父亲,当过20多年的村支书,享年63岁。女儿李增霞,一直生活在农村,享年85岁。
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民为什么能创作出如此的经典呢?我在李有源故居的小院中徘徊,我在张家庄村的纪念碑前沉思,我在有关《东方红》的资料中寻觅……
李有源的嫡孙李锦鹏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穷人才能唱出《东方红》这样的歌。
1935年10月,共产党、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领导人民搞土改,分田地,和李有源一样的穷苦人都翻了身。1947年,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在佳县战斗生活了100个日日夜夜,并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沙家店战役”,毛泽东为佳县县委的题词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了李有源的心中。
佳县的秧歌名声在外,榆林地区有段民谣:“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榆林的豆腐秤钩提,佳县的秧歌扭得欢……”。李有源就是秧歌能手,他会弹三弦,拉板胡,会画画,尤其擅长编秧歌,因而在群众中声望较高,逢年过节,他总会带着村里的秧歌队到县城红火一番。
值得一提的还有,除《东方红》外,佳县还诞生了另外一首同样带有浓郁陕北特色的著名歌曲《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成为传唱至今的经典,它的词作者李思命是黄河畔上的一位老船工。。
1903年,李有源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在外婆家托嘴(方言:家里缺粮到亲戚家暂住度日)时读过一个冬天的私塾后,就和大人一样下地干活了,冬闲时常到县城去掏粪。佳县县城有一所县立小学,李有源每次路过都要把粪担子远远地放在僻静处,然后就趴在窗台上听老师讲课。为了能听课,他经常帮老师打水扫地,干一些杂活。他的好学和勤快感动了老师,便允许他每年冬闲时勉费旁听。这样,李有源又在县立小学旁听了三四个冬天,这些都为他以后编秧歌、写歌词打下了一定的文字功底。
因为《东方红》,1950年,李有源以一个农民作者的身份,参加了绥德专区文艺工作者代表会。1950年后,李有源先后在马家沟等乡当文书,工作之余仍然坚持编写乡土民歌。1952年,他出席了陕西省文艺创作者代表会议,在那次会上,他获得了奖旗、奖章和奖金,人们尊敬地称他为“人民歌手”。
为了感受78年前李有源灵感迸发的环境氛围,也为了在《东方红》的故乡拍摄一幅自己期盼的东方红作品,在佳县的几天中,我毎天都会起个大早,准备好照相机,面向东方,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很庆幸我的功夫没有白费,那一天,东方的漫天红霞被我定格。那一刻,李有源挑着木桶面向东方的形象仿佛在我眼前回放。
1955年5月,年仅53岁的人民歌手李有源因病去世。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了100多首饱含乡土气息的民歌,他的名字因为《东方红》而被写进了历史,并时常被人们提起。
明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在我看来,《东方红》绝不仅仅是一首颂歌,它简洁的歌词中浓缩和升华了人民对党永久的期盼,它和党的宗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想,这便是李有源和《东方红》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