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三·八专刊
母亲快六十岁了。我拿着她送给我的小礼物，思绪回到三十年前。
我忘记到底是多小的时候了，是个夏天，我和妹妹每人扎两个小辫子，一个拽母亲左手，一个拽右手，顺着小路到田间。母亲干活，我们便在小树林里捉虫子、看鸟。母亲干一会儿活就会唤我们喝水，剥两个鸡蛋给我们吃，顺便给我们擦鼻涕。歇息的空当她就折几枝柳条编成小帽戴在我们头上，再别一两朵小野花，自觉漂亮的我们又笑着跳着跑开了。日照当头的时候，就能吃母亲亲手做的特制干粮了。那时农村用小米（糜子米）做饭，烧柴禾的铁锅底常常会粘一层，别人家的都铲了扔了，母亲则不同，她会在上面均匀地撒一层白糖，用慢火烤，慢慢的锅巴就自己翘起来，成了一块块金黄色的了。母亲把那些干干脆脆的锅巴放在篮子里，等快到中午肚子饿了的时候，这些锅巴就是我们最喜欢、最可口的甜点，母亲还会模仿电视里的锅巴广告词哄我们吃。我们一边吃着，一边也替母亲的锅巴打起了广告：“不知道多少小伙伴哭着向自己的妈妈要呢。”
秋天，村里每家每户都要到坡上大片大片的沙柳地里清沙柳（给沙柳清茬），好让来年长得更旺。父母割柳条，我俩就一把一把接过来放在一起，父亲再捆成大捆。母亲一边割一边给我们讲故事，除了像《三个女婿》《老大锅刷刷，老二门挂挂》这些脍炙人口的民间小故事外，她还自己编故事给我们听，我们总是百听不厌、熟记于心。有时讲到有趣的地方，父亲也会跟着笑起来，说：“你就瞎编哇！”就是母亲这些信口编来的小故事，让我们的童年多了许多奇幻的色彩。
冬天，父亲到炭窑（煤矿）打工。我们娘仨就整天待在家里，白天剥玉米，将剥下来的玉米粒装在袋子里，玉茭轴轴烧在火炉里取暖，母亲后来常常说起我俩挨排坐着剥豆豆的样子。到了黄昏的时候也不点灯，母亲总会抱着我们一起挤在热热的炕头教我们唱歌，唱很多歌，唱很好听的歌。
快到过年的时候，母亲会揽一些活儿。她会织毛衣，也会使唤缝纫机。乡里邻居会买好毛线央求她给织一件过年穿的毛衣，每件收三块五块手工费，凭着她们给，有时余下几根毛线主人不要了就赠给了母亲，母亲把那五颜六色的毛线搭配起来，给我们织成手套，我们戴上暖暖的，更重要的是牛牛的。我记得那时供销社每年都会把一大捆布从镇上送到我家，请母亲给赶做一批内裤。从没学过服装设计的母亲拿起剪子就能出个样子。她缝好一个，我们就负责把松紧带穿进去。余下的斜布头也不浪费，她会把形状相同的互相弥起来，缝成或大、或小、或长、或圆的枕头套，这些由剩布头拼接起来的枕头套居然成了我家炕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至今我都记得母亲使用脚踏缝纫机时的样子，上油、穿线、挑线、咬线头每一幕都历历在目。母亲不像其他人的母亲那样喜欢把头发烫成卷卷，抹上油亮亮的发油，她的头发又黑又长，真好看。
那年，母亲才二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