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第一次吃稍麦还是在“文革”时期。那时,我家还住在高原小城,父亲工作的单位伊盟党校食堂,被一群来自我爷爷老家陕北神木的大师傅们把持着,便以为稍麦这东西肯定出自陕北。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食堂规定机关职工不论每户几口人,只给打一盘子稍麦,一盘又有多少?我不得而知,家里兄弟姊妹多,母亲会小心翼翼地给我们每人分三个稍麦,每次吃后都很困惑:“这稍麦究竟算包子还是饺子?”因为在我的家乡很少吃这种东西,直至后来我到了呼市才知道稍麦并不是什么包子、饺子,原来人家稍麦就是稍麦。
稍麦产生于何时、何地,我并不知道,但看它那个驾式和青城人对它的执着,我想它大概就是老归绥城土生土长的吧?这一点我有深深的体会,一是出门在外走遍全国各地,想吃一口稍麦那是不可以的,二是转遍内蒙就属青城的稍麦香、食客多、专业化程度高。我有几个在京城工作了十几年的朋友,每次回家去接站,上车后总是告诉的哥:“到麦香村去!”到不是说此时稍麦比老婆孩子当紧,而是实实在在馋那近在眼前的一口,就如同我馋糕和粉汤一样。
办公室对面的机关食堂,每个星期四都短不了吃上一顿稍麦,这是规定。员工们也不愿意打乱这个时间顺序,为的就是好记。平时众口难调的员工此时都默默无闻地享受着稍麦,品尝着砖茶。每当这天,平时不咋来单位吃早点的员工都来了,员工的上班时间也自觉地比往常提前了十多分种,在上楼的过程中,看到那些满面笑容,用舌头打转着弯清理着砖茶没有送下去的残留在牙齿上肉馅,手里拿着牙签,不时打着嗝儿的员工告诉你:“吃了没有?吃稍麦了。”那样子美得不行行了,此时领导与你的距离也缩短了。你看看,原来人心也是很容易满足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争强好斗了。唉!还是好好地活吧。
吃稍麦不是我的强项,也没有闲工夫坐在那儿要上一两稍麦,就着头大蒜,喝半上午砖茶。吃稍麦时,我总是三下五除二就把它消灭了,端起茶来倒进肚里就算完事儿。香到是挺香的,就是老打嗝儿、烧心,吃上一顿,到中午都感觉不到一点儿饿。曾经有段时间,为了省事儿,干脆早点就吃稍麦,腾出中午时间好胡思乱想,即省钱又省时、省事儿,何乐而不为呢?后来还是业内人士提醒:“吃稍麦要用滚烫的砖茶一点儿一点儿送下去,直到喝得汗流浃背才好了。”这就是我老打隔的原因,看来是方法不对造成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不断地“深入”生活,现在我也喜欢上稍麦了,尽管它的葱、姜、蒜味依然还是那样的浓,但我还是我行我素,这是我的饮食习惯,虽然它给空气质量带来一些细微的变化,可也算是低碳的行列吧?也没有碍着谁,这也不是在国外,吃了大蒜几小时不能在公共场合出现,我发誓将稍麦运动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