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
公元一九三九年，农历己卯年，民国二十八年。这一年，德国军队大举进军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一年，中国发生长沙会战，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军队正面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这一年，达旗沿河地区也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在昭君坟、大树湾一带日寇设立据点和特务机关，开始向梁外地区侵蚀，妄图侵占鄂尔多斯高原，向陕北解放区进攻，之后便发生了火烧王爱召、洗劫柴登滩、血染王二窑子等一系列惨案。与此同时，国民党二十二军、宁夏马鸿宾八十一军、绥远自卫军第二路司令部、达旗保安司令部都驻扎在达旗，而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也在青达门地区秘密建立了起来。
这年公历四月二日农历二月十三日早晨，小小的林家塔，一个男孩子呱呱坠地，响亮的哭声打破了这个偏远小村子的寂静，在山谷里传荡，这个孩子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爷爷林福厚和娘娘苏和女自然十分高兴，此时，我大爹已经五虚岁了，娘娘已经四年多不再生养，让两口子着实有些着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多生养一个孩子，就多了一层保险，何况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已经深深烙在他们脑海里。
按照林氏这一族的家谱，这一代男丁是“怀”字辈。三爷爷林福元就给父亲取了大名，唤作林怀理，家里人为顺口就叫他二珠子。三爷爷已经给自己的大儿子取名林怀珍，为我大爹取名林怀珠，名字里都带“王字旁”，即玉字，希望林氏家族从这代开始，告别贫困潦倒的生活，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后来，父亲改名林怀礼，怀理成了写诗词的笔名，大概觉得礼仪对他更为重要吧。
但对于父亲而言，童年的记忆就是饥饿。
我们老家本来就是一个靠天吃饭的梁外山区，十年九旱，年年春旱是这里最显著的气候特征。有时候，老天爷爷几年不怎么下雨，造成连年旱灾。因此，梁外人视粮食为生命，从来不舍得浪费粮食，娃娃洒在饭桌上的几粒米饭也要让捡的吃了，吃完饭的盘碗总要用开水涮两遍，绝不会有残渣剩饭。梁外人普遍有屯粮的习惯，年馑好了，就会把多余的粮食储存起来。记得我爷爷家总窖着几窖糜子、谷子，每年顶着吃旧的、藏新的，锅里老是白灿灿的旧米。沿滩人说梁外人遭三年灾也饿不起，虽有夸张的成分，但坚持一年半载还是没多少问题的，梁外人饿怕了。
民以食为天，吃不饱肚子就得想办法，于是一些人家就把女儿嫁到沿滩，并以此为条件，把全家落户到女婿所在的那个村子。于是沿滩一些找不下老婆的后生，也就把目光投向了梁外地区，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背上半袋子白面，就可娶一个粉红似白、花眉渗眼的漂亮姑娘回去，于是梁外的光棍汉就越来越多。我特别佩服我的爷爷娘娘，一辈子没有女儿，也就没有去沿滩烧红柳、吃白面的机会，却把七个光不浪后生都给娶过老婆，孳生下我们二十几个孙子。
尽管节省着吃，干饭变成稀饭，但瓮里的粮食却越来越少，人们就把仅有的一点点米面留给老人和孩子。
野菜成了餐桌上的主力军、家常便饭，苦菜、甜苣已经是好菜了，能掏到羊耳朵片、马齿苋、苦籽蔓也算幸运的，每天是一锅绿水，光捞野菜捞不出米来。爷爷、娘娘领着大爹和刚学会走路的父亲打榆钱钱、剥树皮、挖草根、捋草籽。在我们老家有一种灯香草，身上带着刺，但灯香籽却是替代粮食最好的食物，一秋天下来，也能收撮一两口袋，和着粮食吃，成了救命的宝贝。
父亲说，有的人家没吃的就吃观音土，这种东西很面，能咬动，像面疙瘩一样，再喝水就有很强烈的饱腹感了，但是吃上观音土腹胀如鼓，无法排便，只能用手或筷子去掏，实在痛苦。还有就是挖地鼠，翻找鼠粮，鼠肉也是肉。可以说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树上长的，只要是认为可以充饥果腹的，无一例外地被饿得疯狂的人们扫荡了一遍又一遍，到了两条腿的不吃人，四条腿的不吃板凳的地步。
1942年，傅作义批准成立了“绥远省达拉特旗战时民众组织训练处”（简称组训处），管辖达旗的梁外地区。组训处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征收粮食，什么军粮、公教粮、附加粮、维持粮，每户最少出五石，多的十几二十石，后来发展到要肉油、皮张、羊毛，甚至土豆、白菜，各种苛捐杂税达十五六种。而且，各级官员贪赃枉法，层层加码，各类军队调防，走到哪里，见甚拿甚，真是黄连树上挂苦胆——苦上加苦。
据父亲回忆，民国三十六年，梁外又遭了特大旱灾，农田颗粒无收。在林家塔对岸的沙蒿林里，常常看到饿死的孩子的死尸，半夜里，狐狸、野狗在那里争食，凄惨的吼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天灾加人祸，把老百姓逼上梁山。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闹起了饥民运动。
父亲随爷爷到了位于白彦卜拉梁的新禄乡粮站，与百十名饥民一起要求组训处的官员发放救命粮，否则就要开窖夺粮。爷爷是个老实人，又有些结巴，不愿意抛头露面，就站在人群的最后面，但想到家里也即将断顿，老婆孩子即使吞糠咽菜也难以度过这个灾年，也就不管不顾了，渐渐走在人群的前面。父亲紧紧攥着爷爷的衣襟，惊恐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粮站的负责人不敢作主，又不敢惹这群泥腿子，双腿战战兢兢，哀求乡亲们：“这些粮食是军粮，开窖得有上级的指令，我没有权利处理，请乡亲们担待啊！”
“我们家里都饿死人了，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做不了主，就报告给乡长李贵仁，看他管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了。”
“我们要活命！我们要吃饭！”
粮站院内一片混乱，有人开始用叉子挑粮窖上面的草堆。
组训处的狗腿子刘喜狮穿着长马褂，戴着个瓜皮帽，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摇头摆尾地呵斥：“我看你们谁敢动，谁动就枪毙谁，你们长着几颗脑袋……”
平日里大家就见不得这个溜须拍马、见风使舵、欺软怕硬的狗东西，几个年轻人冲上前去就要揍他，刘喜狮看见阵势不对，吓得躲在一旁，不敢吱声。
这时，组训处的于百喜和许疤子匆匆赶来，显然是得到主要领导的指示。他们知道，赤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些人惹急了会把粮食全部拿走。于是客气地说：“乡亲们，咱们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乡，我理解你们的难处，你们揭不开锅才来要救济粮的，应该给你们接济一点，但这是国家储备的军粮，我们也没权打动啊！”
“说了半天，还是不行，那你们就躲开来，不用你们承担责任，我们不怕，掉了脑袋也就是碗大的疤……”老乡们又要行动。
“我们平日里每年都听你们的，让缴多少公粮就缴多少，现在家里要饿死人了，你们不能不管死活吧！”
……
“乡亲们，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们今天就狗胆包天，给你们每人分一斗谷米，你们有了吃的，我们也好向上面交差。”
饥民们觉得只好这样了，弄不好吃不了兜着走，鸡蛋哪能碰过碌碡。
这次斗争，给年幼的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心齐，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能取得胜利。后来父亲回忆起这件事，觉得这次斗争取胜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