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
对于我来说，母亲是一个永远也写不完的话题。
此刻，我的案头摆放着一张2寸黑白相片，这是我看到的母亲最年轻的影像。照片中的母亲正襟危坐，面容安祥，头戴一顶黑色的有沿帽，穿一件带大襟的黑上衣，一个白衬领翻在外面。令我意外的是，照片背面还有一行红墨水写的字：“55年，35岁照。”
这个时间令我激动，因为这张相片和我同岁，这一年的农历九月初八，母亲生下了我。因此，1955年注定成了我的生命历程中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68年过去了，相片并未泛黄，连背景上点画的几处水彩依然清晰可见。我在照相馆当学徒时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把从定影液中捞出的相片在清水中反复漂洗，然后上光烘干，如果漂洗不干净的话，当时谁也看不出来，但时间一长相片中的残留药液受潮后就会泛黄。我从心中感激当年为母亲照相的师傅们，他们的职业道德经得起岁月的检验。
我想知道母亲照这张相的确切时间，是在我出生前还是出生后，可惜照片背面没写拍照的月份，我只得从其他渠道去考证。此时此刻，我有些感慨，我曾解读过不少老照片，也写过一些有关老照片的图文故事。但是，今天我面对的老照片是生我养我的母亲，母亲已经离开我们17年了，她最小的儿子也已年近古稀。山东画报社出版的《老照片》丛书享誉海内外，编辑过程中为具有可操作性，把老照片的标准定为至少是20年的照片，而母亲的这张相片已经68年了。
记得我还上小学的时候，母亲这张相片挂在堂屋的玻璃相框中。那时候的冬天，我经常因贪玩忘记了寒冷，一回到家母亲把我冰冷的小手攥在她的大手中，一边是心痛，一边是责骂，哪知我的手刚温暖过来，就挣脱母亲又跑出去找小伙伴了。16岁那年，我离开了母亲。此后很多年中，当学徒、盼转正、结婚、生子、工作调动、考文凭、评职称、儿子上大学……似乎永远在忙，母亲的那张相片几乎快忘记了。
上世纪90年代，父母亲搬到了县城，旧居也借给了村邻居住。再以后父母先后离开了我们，2006年，在母亲的葬礼后，大哥提出他想保管母亲留下的信件、照片等遗物，我和二哥当然同意。实话实说，那时候我对这些照片也并不怎么看重，而且其中不少照片都是我拍的。
2017年冬，74岁的大哥不幸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后来的某一天，我突然想起了母亲年轻时的那张相片，但是大嫂一直在广州带孙子，我几次回故乡都未能见到她，寻找母亲的相片也就无从谈起了。今年春节，我按惯例给大嫂电话拜年，意外得知她因疫情原因滞留故乡，我就让她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母亲的那张相片，第二天一早，大嫂来电话说相片找见了，我喜出望外，立即让在县城工作的大侄子为我快递过来。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对自己的吃穿用从来不大讲究，更不愿为自己而花钱。为什么1955年的那一天，却刻意打扮一番，走进照相馆去留下自己35岁的影像呢？大哥比我大11岁，一生酷爱写作，大哥留下的文集为我了解母亲以及照相前后的家庭状况提供了依据——
“母亲不但要强，而且面对大事的时候，多谋善断，能做到避危险于无形之中。我以为，这是母亲最优秀的品格！记得1955年我在砂河镇上高小五年级时，我家住的窑洞存在着潜在危险，日本人来时人们在窑顶上藏过粮食，后来洞虽填了，但并不瓷实，由于上年雨水多，窑顶上的农家种地也不注意排水，雨水多时就旋下了大洞，雨水透过两丈多高的黄土层渗湿了家中的窑顶。又到雨季，父亲在70华里外的县城教书，那时村里没有电话，写信又误事，母亲一看情势危急，当机立断，找本院的张家求情，借住了她家的两间小房。母亲独自一人，把那些盆盆罐罐搬了过来。不到一个星期，二弟回旧院取鸡蛋时，发现睡人的那间窑顶已塌下来了。好危险啊！母亲长出了一口气，庆幸自己走前了一步，果断搬出窑洞，避免了一场大难。我星期天回去时，看到那间窑洞炕上地下全是大土块，这表明不论窑塌在白天还晚上，都无法幸免于难。母亲不仅救了自己，还救了刚上小学的二弟与腹中的三弟，在家庭里立了一次特等功。那年，母亲35虚岁。”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在母亲身上果然应验。搬离窑洞后，全家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那年秋天，母亲生下了三弟。不久父亲增加了工资，学校工资加上他给干部上文化补习班的代课费，每月收入近60元。记得连同补发的工资，父亲一次领回了100多元钱，要知道上世纪50年代的100多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紧接着又办了农转非，全家搬进了繁峙县城，二道街的院子大，房子高，砖铺的院子整洁干净。家里日子好过了，母亲出门做客穿的是新买的白球鞋。更值得一提的是，夏天县城的蔬菜多又便宜，母亲高兴地说，一毛钱就能买到几个西葫芦、一条黄瓜和一把芫荽。那几年，我家的物质生活在县城是高水平，母亲心情自然也好，是她人生最幸福的时期。”
感谢大哥！他的文章告诉我，母亲是在我出生后不久搬进县城的。按此推断，母亲照这个相的时间应该是在进城后，到1955年年底之间。照相是谁的动意我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几天后母亲的相片取回，父亲用蘸水笔在背面写下了一行红字：“55年，35岁照”，那是父亲的笔迹，红墨水应该是他批改学生作业用的。
母亲的幸福生活过了几年，情况急转直下，先是父亲被提拔当了校长，而学校是在离县城七八十华里的地方，为了当好他的校长，父亲把我们又搬回了故乡的农村。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一家五口人是一分为三的，大哥在忻州上中专，二哥跟着父亲在齐城学校读书，母亲带着五六岁的我，为度饥荒落户在北京的二舅家。
从我记事起，到我离开故乡，母亲似乎永远在为拮据的生活而忙碌着，再也没有了35岁那年照相时的心境。1966年冬天，母亲和我有过一次合影，那是专为二舅照的。二舅幼年失去父母，和母亲情同母子，那年冬天，二舅因病在家休养，母亲赴京探望回来后，说二舅想要她的相片。几天后，正好村里来了个照相的，母亲拉上我就去。母亲戴着二舅给她新买的黑丝绒棉帽，傻乎乎的我胸前和帽子上别着不少当年时髦的纪念章。那一年，母亲46岁，我12岁。现在我还珍藏着那个底片，那是我手上唯一的玻璃底片。
儿时没有想到的是，当年颇感神秘的照相竟成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最终“沦落”成了一个几乎只会按快门的人。这也许就是命运的安排，在照相机还属奢侈品的那个年代，让我能亲自为母亲照相。那些年，从黑白到彩色，确实也拍了不少，为今天追忆母亲留下了很多影像。遗憾的是当我有了再不用母亲担心浪费胶卷的数码相机时，却再也不能为母亲拍照了。
去年国庆期间，我曾自驾回故乡寻找姥姥家，我没有见过姥姥，更没有住过姥姥家，要说对姥姥感情深那是假话，寻找姥姥家其实是在寻找母亲的过往。
最近，二哥终于想起了我出生时的一个细节，二哥比我大八岁，他在电话中说，当时，是母亲让他去把张家大娘叫过来帮忙的。大哥的文章对此也有记述：“秋天，母亲生了三弟，家中无人照顾，院中的六叔到砂河高小给我捎话说：‘你娘到月子了，叫你给你爹打个电话’。”
……
命运的安排有时候也很无情。2006年农历九月初八，是我52岁的生日。那天傍晚，86岁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为什么也是九月初八？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上帝怕我忘记了自己的母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