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说,人挪活,树挪死。
据《林氏姓源》称,林氏一族起源于中原河南,乃一代忠臣比干的后代,后迁徙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特别是近代,为生活所迫,加入了浩浩荡荡的下南洋、闯关东、走西口等移民大军中,在中华大家庭乃至世界各地都有林氏后人在那里生存、繁衍、发展。我们这族应是思想较保守的,渐次从河南到了陕西,再从陕西到了内蒙古。我爷爷的爷爷林银顺老爷子走西口路过伊盟达拉特旗梁外的一个山沟沟,见这里人烟稀少,细水长流,虽穷乡僻壤,但也山青水秀,便住了下来。而他的同行弟兄则再渡黄河,到了巴盟后套。在那个战火纷飞、匪盗猖獗的年代,潜居深山保平安应是最好的选择,我还是赞同我的爷爷的爷爷。
打我记事起,我们家仍住在老祖宗选定的山沟沟里,起初和爷爷奶奶爹爹婶娘同住一个四合头土院,大姐大哥二姐和我就出生在这里。后来随着人口逐年增加,那个小屋就显得有些拥挤。父亲便在院子的西头铲高垫低整出一块平地来,倚了后山,削成立壁,便成了后墙,前面和左右两侧便是土打墙。36眼窗窗糊麻纸,有德性人家好福气。一个新家就落成了。一定是身体着了重,一九六九年农历十月初二,搬家那天母亲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儿子,弟弟金鑫出生那天刮着呼呼西北风,新屋的脑头窗子还没做好,四爹捆了一抱谷草填住了风口。3年后最小的妹妹金燕也来到人世间,给我们这个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也带来了更大的生活压力。那时,父亲还在百里之外的伊旗教书,只有寒暑假才能回来。屋里挂在椽子上的木架杆,搭着父亲一件发黄的白布衬衫,我们闻着淡淡的汗香,体味着父亲的味道。
寒暑假快到了,我们便趴在吊起上扇的窗子上,望穿双眼,等着父亲回来团聚。门前那条河叫二来川,黄沙滚滚,每逢下雨天便会有洪水横冲直撞,让我们担心风雨迷了父亲回家的路。
1972年冬,父亲得了严重的肾病,并做了右肾切除手术,生命垂危,我们觉得天就要塌下来一般,默默地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为患有肝病的母亲减轻负担。古人云:多难兴邦,我以为多难兴家也是这个道理。那段沉闷而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学会了承担、付出、勤俭、节约、体贴、关心。这让我们这个家至今其乐融融。1974年,对我们家来说是三喜临门,父亲大病初愈,又回到学校领导岗位;全家都转为城市户口,意味着我们姊妹兄弟今后有机会安排工作;学校盖了家属房,我们家也分到1户。一家人分外高兴,似乎苦日子就要熬过去了。当年冬日便搬到公社机关所在地那个学校家属院,但很快就面临失去土地、口粮不够、生活拮据的困境。父母便和附近生产队要了荒地加以改造,带领我们填河造园、挖井灌溉、挽草养畜,竟也闯过了最艰难的时光。随着大哥大姐有了工作,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在这个封闭但清纯的小社会里,奠定了我们诚实守信、与人为善的品格。在艰难生活的重压下,造就了我们不畏艰难、勇于面对的底气。在老师的教诲下学到了更多的知识,在与伙伴的玩耍游戏中学会了交流和互相帮助。这些都是我一生处世生活工作的金字招牌。直至我参加工作离开这里。在这里,我度过了欢乐而充实的少年时代。1985年,我们又举家搬到树林召镇,在镇郊南部王贵村的一块空地上,开始筹备盖房。为了省钱,只雇了技工,全家大小齐上阵当壮工,搬砖、和泥、挖山药窖、垒院墙,油漆门窗、腰墙,眼见着一幢里生外熟蓝砖红瓦属于我们家自己的房子拔地而起,自豪之情油然而生。第二年,母亲在院子里种了各种蔬菜,去学校收拾学生的剩饭剩菜,每年养两头肥猪,足够自己家食用。《家乡巨变》陈京勇 摄1990年元旦,我结婚成家,开始经营自己的小家庭。住房又成了天大的事,住在单位、亲戚或朋友无偿提供的屋子里,最大的梦想就是什么时候能拥有我自己的房子。闲暇中夫妻俩设计着未来房子的造型、结构、布局,要像城里人一样有独立的洗澡间,孩子要有自己的书房……两个人的工资,每月定额存储作为建房资金,省吃俭用,日积月累,终于在1992年年底盖起了属于我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喜迁新居那日,宰杀了辛辛苦苦喂养一年的肥猪,请了二三十位亲朋好友“暖家”庆祝。那一日,我烂醉如泥,泪水倾泻,但脸上始终挂着幸福的笑容,认为此生就此安居乐业了。
世纪之交,小城树林召镇开始兴建住宅楼。起先,只有邮电小区、电力小区、公安小区等少数单位集资的住宅小区,我们只是羡慕,不敢奢望。再往后,周边的亲朋好友居然有多一半的人住上了楼房。2002年,单位也要集资盖楼,百十平米也就六七万元。老婆汉子又动了心,毅然决然卖掉了苦一滴汗一滴盖起的平房,缴了首付。紧锣密鼓年底就住进了简装的楼房,平米虽不算大,又是一楼,但住进三室两厅、灯火通明的楼房,拿着硬硬的房产本本,心里美滋滋的。小时候听过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理想生活竟在新世纪之初,在我这个小家庭实现了。
据我初略统计,从出生到现在,我家一共搬过8次家。有人说,搬家三年穷。而我家却越搬越好,每次都有新变化。祖国是大家,我们是小家,大河水满小河才有水,祖国强盛百姓才能富。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幸福、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