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
屈指算来，从上“五七高中”时期到回乡务农，到乡政府工作，再到旗级媒体部门工作，直至退休闲赋在家，一直坚持写作到今天，几乎将近半个世纪了！说“写作已融入我的生活”“写作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写作是我精神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一点也不夸张……
大凡弄文笔的人都知道，写作既要有几分灵气，更需要有几分傻气。可能正是因为道路崎岖，反而激起了这些傻子的勇气和志气，在不断遭受挫折和冷遇之后，仍然从事这个迷人的、费力难讨好的苦差。
我原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和其他农家小伙子一样，到了当婚年龄娶妻生子，刨土务农，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田园生活。十八九岁开始，我开始写作投稿并一发而不可收，常记得，刚开始写稿还真上了瘾，下地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趁休息时间写；回到家里一有空就写；白天也写，晚上也写，有时一写就是大半夜，因半夜三更还亮着灯，影响大人睡觉休息，常遭父母指责；刚成家后我和妻子两人耕种着三四十亩土地，又要下地劳动，又要弄羊草、弄猪食等，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是夏季锄地时，老婆说：“快晌午了，我先回家做饭，你把那两垄玉米苗锄在地头上再回来吃饭，我虽嘴上欣然答应了，但老婆一走我又爬在水道壕里开始偷偷写稿。下午老婆出地一看，见那两垄玉米还在原来的地段位置，说我偷懒根本就没有动过锄头，于是劈头盖脸，又是一顿臭骂……更让人无语的是，一天，老婆竟然把我多年来写在草稿本上的一些文学作品全部撕毁，而且还边撕边骂道：“不知道自己是个卖甚吃喝的？不好好干活儿，天天写！写这些东西能吃了还是能喝了？”
我喜欢写作，其实由来已久。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特别爱看故事书和连环画，尤其是喜欢写作文。
记得上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写的一篇文章得到了老师的点名表扬。从此，全班同学对我刮目相看，一到写作文课时就请教我，或问我怎么写，或干脆让我代他（她）写。说是请教，其实就是贿赂我：他们把自己带的干粮，或玉米面烙饼或窝窝头分给我半截或一个，我就默许了，愿意为他们代劳写作文。如此这般，久而久之我就喜欢上了作文课。记得当时每周有一节作文课，并统一命题布置写一篇作文，别的同学对写作文愁的要命，我却觉得一周写一篇作文太少了，不过瘾。索性除完成老师布置的那一篇交上去外，自己命题再写一篇，并工工整整誊写在三个16开合订在一起的大稿纸本子上，以供长期保存和闲暇时间翻阅。
在达拉特旗原新民堡公社“五七高中”上中学时，我曾看过一些文学方面的书籍，如《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青春之歌》《金光大道》《艳阳天》《东风浩荡》等一些没有封皮的破旧书籍，或《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内蒙古文艺》等文学期刊及很多连环画，都是我从同村或邻村有子女上学的人家借来的。
1977年“五七高中”毕业之后，我回乡成了一名普通社员。1978年春夏，也就是我19岁那年，被生产队分派到队里组建的“专业队”，先后到新民堡公社的南红桥大队、二柜大队和新民堡大队境内开渠担坝。出行时除了箩头、扁担、铁锹这些家具外，还提了一包书籍、草稿本、钢笔、墨水等文具。我和我们大队的几名民工住在南红桥三队董大爷的一间空屋里。由于一直爱好写点东西，我白天挖坑担坝；晚上铺开草稿本，趴在大炕上胡乱码字写作。闲暇之余，和一些或多或少喜欢文学的人们一起高谈阔论所谓的“诗和远方”。
南红桥三队正好有我一个女同学，她知道我担坝住在她们村子，一天她特邀我去她家做客。正好那天她家来了两个远房亲戚，是两个年轻小伙，看上去也就是二十大几岁。晚间我们盘坐在她家的大土炕上一起用餐。吃饭间，女同学特意把我给她的亲戚介绍了一番：“他是我的老同学，叫张玉福，喜欢写作，经常给报刊杂志投稿……”还没等她把话说完，其中一个小伙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用鄙视的语气嘲讽道：“就念了一个‘五七高中’还投稿？肚里喝进几瓶瓶墨水了？”他这么一说，我虽然无言以对，没说些什么，但我心里不服呀！
是啊，我确实没有喝进几瓶瓶墨水。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是我从小学到初中的上学时期。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学校停课闹革命，有一段时间几乎不上文化课。可见，我真还没有喝进多少墨水。可是我就偏偏死心塌地地爱上了写作呀！不是有这么一句名言吗：“对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就这样，人们越说我不行、越不看好我，我还越下功夫、越努力、越起劲了！
说起对写作的热爱，还真有些走火入魔。有一年春天，天暖暖的，风呼呼的，生产队里一个普通的机井房前，我正在和其他社员们在地里掏玉米茬子，突然一阵大西风刮来，我惊喜地发现了风中还飘飞着一张报纸，起伏着、飘荡着。当时，我如同发现了外星人一样，风驰电掣般地追赶着，就是为了追赶这张不知名分的报纸，想看看其中的文章，却被一根锋利的葵花茬把我小腿肚的肉割开了一道好长的口子，肉都翻开了，还流出了很多血。追到手一看，是一张残缺不全、满纸污渍的《鄂尔多斯报》，我发现其中有一篇小散文写得非常好，这让我爱不释手，并从此开始虔诚地学着写稿。
打那以后，书报阅读得越来越多，自己也开始摩拳擦掌，尝试着写一些小文章，并把这些文章投寄到报刊。记得第一次投稿是1977年夏，还在五七高中上学时，被同班一个女同学在劳动课中亲自担大粪施肥的事迹所打动，于是我写了一篇标题为《光辉的思想 可贵的行动》的稿件投寄给《鄂尔多斯报》，没想到竟然被采用了，而且还汇来5块钱的稿费，当时我没舍得把这5块钱随便花销，而是用来订报、买书，再充实自己。为了方便看报，1979年我索性自费订阅了《鄂尔多斯报》，记得那时6块1毛2分钱就能订半年的《鄂尔多斯报》。
从1977年开始给《鄂尔多斯报》、鄂尔多斯广播电台、《内蒙古日报》、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投稿，报道了大量的农村先进的人和事，也反映了农民的呼声，如“催夫卖余粮”“科技鸳鸯比翼双飞在乡间”“贤良的孙媳妇”“甩手掌柜当不得”等新闻稿件和读者来信。进入九十年代初，在鄂尔多斯资深报人王子川主编的鄂尔多斯报副刊：《周末》《星期六》《鄂尔多斯晨报》先后发表了“无奈的农村夜生活”“暮年多欢乐”“是迷失还是愚昧”“赌博刮起黑旋风”“农村教师何日脱贫”“农民的忧虑”“农村‘商嫂’也潇洒”等不少社会纪实性文章，写作欲望和冲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特别是从1999年到2019年在报社从事记者工作这20年间，除完成本报的各项采写任务外，先后在《人民日报》《农民日报》《内蒙古日报》《北方新报》《鄂尔多斯日报》发表了一些较为有分量的通讯报道。其中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通讯：“养牛种菜撒渔网达旗农民忙改行”获得了第二届鄂尔多斯新闻奖二等奖及全市对外宣传“呼日格”奖。
当然，除了写新闻稿外，文学创作也从未间断过。自1982年8月25日，我在《鄂尔多斯报》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兰花和民生”后，又相继在《西部作家》发表了散文“儿时的村庄”；在《青年文学家》发表了中篇小说“二花眼和她的男人们”；在《草原》文学月刊发表了短篇小说“那片林子有鸟叫声”、诗歌“土坯房”“有一群人在神东煤海”；在《西部散文选刊》发表了散文“神东煤田的‘现代窑黑子’”“从前烟火从前人”。
近些年来，在当地或外地的一些网络公众平台发布了不少有关当地人文历史、风土人情方面的作品，如“王爱召：留给后人的回忆与惋惜”“‘二妹妹’：一个百年难尽的话题”“西军墓：掩埋在黄土下面的抗战记忆”“百年‘河神’王同春”“水淹东大社”“说说祖辈那个年代的衣食住行和婚丧礼俗”“达拉特一带的传统节日与风俗文化”“那个年代的‘上梁馍馍压栈糕’”“这方水土达拉特”“踏访黑庆壕古城遗址”“曾经的王爱召盐坊滩”“家乡有一支传承百年的跑圈子秧歌”“四十年前的达旗滩上人”等几十篇史料性文章。
到目前已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百余篇。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文学著作有《柳绿黄河湾》《窗外事儿》《醉乡愁》。
回想过去，在农村生产队刨土务农的时候，我经常挑灯夜战，在农村大土炕上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许多作品都是夜深人静伏炕“爬格子”爬出来的。
我常常自豪，从小就爱上了写作，虽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始终没有因繁重的农活儿、琐碎的家务而放弃努力。书，家里看，田间劳动之余也看；文章，白天写，晚上也写。有人在嘲讽：莫非你还能成龙变虎？老婆也在挖苦：“再写几年稿子就得提讨吃棍了！”可我始终没有动摇，任凭冷嘲热讽，我自岿然不动。
人的一生，总会经历许多事情，这些往事经过岁月沉淀后，就会从你记忆深处重新跳入你的眼帘，让你刻骨铭心。人到中年以后，自然会熄灭往常误以为灿烂的浮火，然后静静地去体味人生的温馨和苍凉，去感受岁月的匆迫与绵长。
我之所以一直坚持写作，就是为了寻找一种精神支撑，将它融入生活，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至于我的写作动机，假如说当初多多少少还有些“图出名”的杂念在其中，那么如今的写作，则纯粹是为了自娱自乐，完全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使然。时下的我，因一直就没有多少业余爱好，“麻将”认不得，“扑克”不会玩，体育锻炼不喜欢，所以老觉得寂寞无聊，如无特殊情况，似乎十天半月不写点东西，心里就痒痒的，就有种“被时代淘汰”的感觉。
一生中有很多很多记忆被锁住，压抑在心底，成为郁结，释放是最好的结果。我一向都是把自我的苦与乐灌注在笔尖。多少年来，“写作”伴我度流年，搀扶着我走过了多少孤寂和落寞的日子，也排解了多少剪不断理还乱的愁怀。
今天的我，虽已年过花甲，但还是那么热爱文字。因为在我看来，文字就是我心灵的土壤，我的“喜怒哀乐”都要去那里播种。当然，往后的日子里，在写作的这条道上我还将会继续行走……
（来源：鄂尔多斯山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