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
就像老年人离不开拐杖一样，大多数人早上睁开眼睛基本上就离不开手机了，除非睡觉休息或者重要会议屏蔽，手机才能休息一下。除了通讯的功能，手机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功能，它打败了录音机、照相机、手电筒、钱包等各种各样的装备，出行、订餐、购物……手机将虚拟的网络和现实生活紧紧地纠缠在了一起。在向年轻人学着熟悉和使用手机的各种功能时，我经常想念当年那没有手机的生活。
通讯是手机最基本的功能，我想起了当年那些古老的通讯方式。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农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居住着两千多人的村庄保持着高度封闭的状态，去往七十公里之外的市区都不通柏油路，更不通长途汽车。村庄和外边的世界很少有联系，村里边的人互通音信是靠串门，或者是靠在供销社门前扎堆聊天。“通讯基本靠吼”，的确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母亲们会站在房顶上吼喊自己的娃娃们回家吃饭，女人们会到打谷场吼喊自己的男人吃饭。如果想让吼声传得更远一些，就得靠村里的大喇叭了，经常听到大喇叭里喊着找人。村里有一台摇把子电话在大队部里，小孩子们感到非常新奇而神秘，因为很少有人使用它，电话神气地摆放在大队支书的桌子上。
那个时候村里的人们和外界也很少有书信往来。听父亲讲，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大队支书半夜让他和另一位青年往公社里送一封信，信送到公社书记手里，书记问：“你们村里发生杀人案了？”他们才知道支书为什么半夜急着让他们往公社送信。村庄里很少有人家收到信件，人们在走亲戚时要去邻近的村，村里有人会找上门来，给那些村里的父母或亲朋传个话或捎个东西，当年我和母亲去黄河岸边的姥姥家里时，就没少给相邻的村里捎话传信。
说来挺惭愧，高中之前我都没有写过信也没有收到过信。上了高中我才看到有的同学收到书信，但我没有收到过书信，特别喜欢那些花花绿绿精致的邮票。高中二年级后，我的三舅参军入伍去赤峰，我才开始学会写信了。有时是我写给他，他在信里也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倒是我写起来滔滔不绝任性发挥。有时我是替姥姥给他写回信，他写信开始的称谓是“亲爱的父母亲大人”，我就以姥姥的口吻给他来写回信，一边琢磨着“家里都挺好的”“自己在外好好保重”之类的话语，一边想着长辈关心下一辈的情形，边写边失笑的不行。高三的时候一些考上大学的同学朋友写来书信，鼓励我好好拼搏考上大学，我心存感激简单回信，因为省出时间还得紧张地学习备考。高考结束后，我焦急地在村里等待消息，有一天在县城邮电局工作的一位亲戚把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家里，正在摘枸杞的父母亲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父亲忙放下摘枸杞篓子到鸡窝里抓鸡杀鸡，母亲也忙着准备糕面张罗一桌好饭。
上了大学之后写信就多起来。一个学期得给家里写好几封信，问问家里的近况怎么样，再把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说一说，快要收尾时才说出最难为情也最重要的事情：“钱快花光了，给寄上一点吧。”我也学我三舅的样子，信一开头就要写“亲爱的父母亲大人……”，在我们那里的农村，一般不用“爸爸”这个称呼。我也经常收到父母亲让村里学校的老师们代写的信，后来我的两个妹妹就会给我写回信了。除了给父母亲写信，也经常和要好的同学书信往来，畅谈人生和理想，有时还要炫耀一些文学才情，想一想青春年华真好，觉得海阔天空天大地大，只是遗憾自己缺一双翅膀飞纵千山万水。在天津上大学时，我们一个宿舍住六个人，大家写完功课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伏案写信，那时寄信是8分钱一张邮票，同学们之间往往是互相借邮票、浆糊和信封，我见过有一位同学一口气寄出了二十多封信。
我唯一发过一次电报是在大学四年级。四年级上半学期我去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学士学位的招生考试，考试竞争很激烈，考完之后我以为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四年级下半学期，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正在教室里和同学们一起制图，忽然有同学喊我去校门口取挂号信，我和父母及同学们书信往来用的都是平信，“什么信还要挂号寄来？”我一边纳闷一边来到校门口，用学生证办完取挂号信的手续后，拆开一看是人民大学第二学士学位班的录取通知书。喜出望外的我当即在校门口买了两颗西瓜抱回教室和同学们分享。父母亲在家乡还在为我毕业分配工作发愁，我如何才能把这个好消息尽快告诉他们呢？上初中时就听说电报是最快的通讯方式，但挺贵的。我跑到邮局里用最少的字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家里，拍电报的大姐笑着对我说：“小伙子，祝贺你呀！”
在人民大学上学期间，打电话这种通讯方式走进了我的生活。那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学校校园里安装了ＩＣ卡电话。当时我就用这种插卡式的电话联系采访对象和北京市内的同学朋友，那个时候长途电话还挺贵的，上学期间我舍不得打长途电话，再说村里当时还没有通电话。参加工作后，我的单位办公条件算比较好的，不仅办公室里安装有电话，职工宿舍里都安装有电话，这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人们开始时兴安装固定电话，交给电信部门两三千元，还得排队等着安装，由于排队时间太久，不少人为了尽早安装去托关系走后门。到九十年代末，我所在的城市固定电话数量激增，周围郊县的农村也出现了装电话的风潮，电话号码由六位数变为七位数，年轻人结婚时的新四件里就有装电话的要求。我们村里也有好多人家陆续安装了电话，我有时给要好的乡邻打回电话去，让他们帮我去喊一下父母亲，然后挂机等待，约摸着父母亲到了乡邻家，我再打回去和父母亲看拉拉家常，除了有浓浓的亲情之外，还有要好的乡邻家的乡情。
通讯手段发展真是日新月异。大约是２０００年前后，开始流行ＢＰ机，ＢＰ机又叫寻呼机或传呼机，很多人神气地把传呼机用铁链别在腰间，当传呼机在腰间滴滴地响起来时，机主会神气地从腰间摘下传呼机看几眼，然后在周围找固定电话亭去回复。我们单位为了大家外出联系更方便，给大家统一购置了BＰ机，记得是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开始大家觉得很神气很新鲜，后来有人说：“感觉这就像个拴狗链子，无论走多远，无论什么时间，都能被找到。”还记得那句广告词儿——“摩托罗拉寻呼机，随时随地传信息”。ＢＰ机最流行的时候，大街上有人已经把半头砖一样的“大哥大”别在了腰里，在当时“大哥大”可是奢侈品，一万多元钱呢，能用得上大哥大的不是老板就是个经理。我曾借用别人的“大哥大”给村里的父母通过电话，通话效果还不错。当时还有一种小灵通，通话用小灵通时信号时断时续，打着就没信号了，打电话的人干着急：“喂，喂，又没信号了！”
很快，移动手机就风行开来。２００２年以后我出差在外时，和家里联系基本上就用移动手机了，但一些偏远的农牧区移动通信基站建设跟不上，还得找固定电话来联系。最初我们用的手机是摩托罗拉、诺基亚和爱立信等品牌，那时的手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后来又有了收发彩信的功能，但发短信和彩信收取的费用还是不低。大概是２０１０年左右，７８岁的老父亲和我说也想用手机给我们打电话，我给了他一部键盘较大的手机，他居然学会了用手机给我们打电话，有时在外边很疲惫，突然接到老父亲的手机电话：“饺子快熟了，早点往回走哇！”仿佛是回到了儿时父亲喊我回家吃饭的时光，疲惫顿时消失了。
移动电话进入了越来越快的更新节奏，让人有一种追赶不上的感觉。有一次我到北京出差，吃饭聊天时一位朋友说：“将来我们出门在外只带三样东西：手机、钥匙和钱包。”当时手机还只能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我有点不相信这种预测，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进步，证明这一预测都保守了，将来我们的身上可能只需要带上一部手机。照相机、录相机、录音机、手电筒、镜子、指南针……外出旅行时，这些累赘的东西都不用携带了，拿好身份证后钱包也不用带了，真是一机在手遍闯江湖。我笨拙地跟着同事学会了购书购物，学会了扫码骑行，学会了网上约车，学会了在网上订餐，学会了网上购票……但我学习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手机功能的花样翻新，因为不能熟练地玩转手机，有的朋友说我“有文化没知识”，我也为那些比我还年纪大的人们担心：怎么来适应这个离开手机就难以出行的世界呢？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享受着手机带来的便捷，我的思绪却回到了那些没有手机的慢时光。想起了给父母亲写信、拍电报的情景，想起了借来录音机放磁带的时光，想起了买第一台傻瓜照相机时的那份激动。“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耳畔响起了《草原之夜》那优美的旋律，相思、乡思、等待、期盼……多少丰富的情感在手机的世界里变成了简单的直白和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