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
一句经典的谚语：“穿分儿吃分儿指分儿过，老婆还用分儿娶过”，道出了一段历史渊源，改革开放前，城里人上班挣的是工资， 而农村人挣的是工分，虽一字之差，差距却不小。
挣工分，是一种记录劳动者参加劳动为社会作出过贡献的凭证， 也是劳动者参与年底分得劳动报酬的依据，“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这句话对“工分”给予了高度概括，由此可见它的重要程度。“工分”在我国广大农村存在了几十年，它是时代的产物。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家一户独立生产经营，多劳多得，自负盈亏，挣工分这种形式便自然“下岗”了。
不过，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毕竟它是一种社会存在，而且我们还是亲历者和见证者，更应该是传承者，有这个义务回忆这段往事，留于后人。
如今提起“挣工分”依然历历在目，那时艰苦、贫穷，可是再苦再穷大家都毫无怨言。“东山的阳婆背到西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是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既然靠工分吃饭过日子，那就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出满勤、干满点，只求多挣点工分。
那时候，每个劳力都有一本劳动手册，大小同现在的驾驶证差不多，皮子是牛皮纸的，封面的上半部印着“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下半部填写生产队和社员姓名。翻过牛皮纸皮子才是记工分的地方，某年某月某日，干什么活，出勤天数，工分，盖章，内容清晰，项目齐全。
六七十年代的农村还很落后，交通、农田、水利、农机、农技、乡村建设基本没有配套，农民种地往往是靠天吃饭，遇到灾年、旱年肯定都减产，或者颗粒无收。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所以，国家号召农民开渠、打井，兴修水利。我们村地处黄河南岸，南有山洪爆发之忧患，北有黄河水出岸之危险，修一条黄河防洪大堤迫在眉睫。六十年代初，差不多是举全旗之力出动民工搞修筑防洪堤大会战。那时，没有机械化，会战全靠民工肩担背扛，劳动现场红旗招展、人来人往。整个坝壕内是“清一色”的男劳力，挖土、担土，定时轮流分工合作， 当时民工的那个干劲儿真是热火朝天、你追我赶。炎热的夏天，男劳力只穿个短裤赤膊上阵，有的穿个布鞋，更多人都是赤脚上阵担土方。他们以村社为单位，编组分段，为了提高劳动效率，有时组与组之间还开展劳动竞赛。口渴了，就地趴在水边喝上一肚子水，肚子饿了，只能忍着，如此强度的劳动，在缺吃少穿的年月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
这些人的动力就是挣工分，现场考核十分严格。听父辈们讲，现场监工小组，手里拿着钩子秤，随时随地抽查民工的担土重量，假如没有达到规定要求，当即给予扣除工分的处理。
田间的水利工程比起修筑黄河防洪堤，工程量要小得多，一般是由生产队自己完成，假如是几个生产队共用的，那也是按照地亩的多少来划分长度。所有的这些劳动都是由社员挣工分完成。
记得那时候生产队计工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要根据工种的不同确定记工的方式。
一是“件记工”，即按社员完成的工作定额确定应得工分，这种方式社员们乐意干，机动性大，自由灵活。比如给队里割草，队长吆喝着社员到了指定的地方后，简单地强调一下要求，即连好带赖全部清，不要浪费草资源，并且宣布割一斤草是多少工分，然后大家就分头行动。等到了收工时，大家各自整理割好的草，用绳子捆好，背到集中的地方过秤、计分、收工，用现在的术语讲叫“轻包”。类似这种劳动还有很多，割小麦是按垄子记分，开渠拢堰是按长度记分。
还有一种叫“死分活评”，即按照每个劳动力的强弱和技术高低评定每个工作日应得的工分，再根据劳动中的实际表现进行评议，确定加分、减分或按原定标准记分。这个比较麻烦，可高可低，由记工员说了算，这里面有了人情分。
记忆里，已经十四五岁的我，放学回家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春季的开渠、拢堰、平整土地；夏季的割麦、锄地、浇水；秋季的收获等，样样都得参加。有时候出去劳动，领的任务和大人们一样，而且能圆满完成任务，记工时大人10分，我们几个学生是8分，心中自然很憋屈。回家后，和身为生产队队长的父亲唠叨，父亲总是说：“吃亏吃不死人，娃娃家不要老是计较那点分数，以后好好参加劳动就行了！”父亲没有表现出半点同情，还总这样要求我。
只要有时间，只要队上有能干的活儿，父亲便叫我跟大人一起，去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父亲要我参加队里的劳动， 也是想把我的身体锻炼得壮实一些，学点生存的本领。父亲常说：“气力是奴才，去了又回来。一个小子娃娃，不吃苦、不受累、不流汗怎么行？”所以田间地头的活儿我没有干过的不多，慢慢地队里把我也算成了一个劳力。有一年学校放暑假，我直接带着行李去乌兰淖水库（现在的羽龙湖）担了40天坝，直到开学。
父亲要我参加队里的劳动，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挣工分。家里人口多，劳力却只有父亲和母亲，他们两个人挣的工分，实在是没法养家糊口，人口多，工分少，就是缺粮户。缺粮户粮食分得少，钱就更别想了，因为他们挣的工分，不够给付分的口粮钱。所以要我去参加队上的一些劳动，好歹也能多挣点工分，多分点粮食，弟弟妹妹们就能多吃一顿饱饭。我记得很清楚，14岁那年，我正式开始挣工分，一年挣了700多分，10分为一个工，也就是70多个工，那年一个工年底分红可分到一块零五，一年我就挣了差不多80块钱，给家里帮了大忙。
第三种是“死分死记”，即按劳动力强弱和技术高低评定每个工作日应得工分，再根据实际出勤时间记分。这种形式就是人们常说的“磨阳工”，按天数记分，出工不出力，利于养活懒人，“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实际上大集体解散这就是主要原因之一。
第四种是包工，就是现在人们说的“重包”。即生产队把一定的生产任务，按照工作定额预先计算出一定数目的工分，包给社员完成。比如在生产队砖窑上干活儿，“摔砖坯”这个环节，父亲一个人的活儿，我们全家齐上阵，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修整的修整，起架的起架，我们的工分就可以翻番。
干不了大人们干的活儿，我就挑自己能干的承包，免得让人家说是“混饭吃”。记得有一年秋收，我就和队长争取到了用承包的办法收割玉米杆儿， 我割得很麻利，手起刀落，玉米杆儿就躺在地上了，一会儿就是一大片，比大人还快，大人一天掰多少玉米，我一天就能割多少玉米杆儿，有时还能抢到大人的前面，让大人们掰不完。队里定的，割一亩地的玉米杆儿记4分工，晚上收工，我问记工员，今天我割了几亩地啊？记工员步量一遍玉米地后算了一下，给我说总共是4亩地， 于是把16分记在我的劳动手册上，那好像是我在一天之内工分挣得最多的一次。
回望逝去的岁月，“挣工分”的时间虽短，却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其中虽有苦有累，但让我收获到的不只是“工分”的喜悦，更多的是无尽的遐思和精神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