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
我生长在明长城陕西段最东端的府谷县墙头村，可以说经常行走于“口里口外”，总想写点有关走西口的文章，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近年来，内蒙古包头、山西右玉、河曲等地经常召开论坛，组织专家学者研讨西口文化，成果颇丰。但是，由于文化学者特有的本位主义思想和每个人对家乡文化的熟悉和偏爱，使西口文化的研究往往陷入“哪里是真正的西口？哪里是西口文化的发源地？”等课题之中，有人甚至将本土文化略加修饰即变为西口文化，而且许多论坛将“走西口”的重要地区陕北排除在外，没有大的文化气度来研究文化，这已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批评和重视。
西口文化是走出来的，百辩不如一走。近年来，府谷县多次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了“府谷人走口外”文化交流活动，在鄂尔多斯、巴彦淖尔、包头、呼和浩特等地采访人员逾百，一步一个脚印真实记录了府谷人走口外的历史，为中国西口文化研究采集了最原始的资料。每一次从口外满载归来，我不由得拿起笔来，认真梳理厚实的西口文化……
西口和西口文化
随着《走西口》《乔家大院》等电视剧的热播，“西口在哪里？”成为许多地方为了发展文化旅游事业不断争辩的话题，右玉说是“杀虎口”，河曲讲的是“西口古渡”，甚至有学者称西口就是包头市和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引经据典、唇枪舌剑、各执一词，争得你死我活、不亦乐乎。其实，这是没有任何理论和实际意义的争论。中国史学界早有定论，“口”是指明代隆庆以后在长城沿线开设的汉族与边境少数民族“互市”关口，所以，人们便把长城以南称“口里”，长城以北称“口外”，从“口里”穿越长城进入“口外”，大多要经过某个“口子”，因此便把明清时期河北、晋西北、陕北等地百姓到内蒙的经商、垦荒等活动称之为“走口外”“跑口外”，而由于清光绪年间二人台《走西口》在长城内外的广为传唱，人们便约定成俗，“走西口”取代了“走口外”和“跑口外”，成为一个特有的历史和文化名词，为世人所认可和接受。综上所述，因长城沿线有许多口子，如：九门口、古北口、喜峰口、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口、得胜口、杀虎口、麻地口、神木口等等，仅山西境内新平口至陕西境内神木口1080里的边墙（明长城）就有39“口”，所以，“走口外”“走西口”仅仅是泛指，绝不是某一个地点就是真正的西口，而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走口外的最佳路线，都有穿越长城最近的口子，府谷、神木的百姓不可能专门跑到右玉的“杀虎口”或河曲的西口古渡坐船走口外，所以，这一地区长城沿线每个口子都可以叫“西口”，“西口”是个“大口”，西口文化是大文化。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经过康雍乾三世，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乾隆时期，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成为三大移民浪潮。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在亲征葛尔丹叛乱时沿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等地巡边，看到长城沿线官民生计十分困难，便同意了地方官员和蒙古王公“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的请求，将陕西边外东林他拉、苏海河噜等蒙地交于汉人耕垦，开放“禁留地”（黑界地），史称放“边”，这样“沿边数州百姓岁岁春间出口，皆往鄂尔多斯地方耕种”，此为清代府谷、神木、河曲、保德、偏关等县百姓走口外之始。雍正时实行“借地养民”政策，每逢灾年，允许内地灾民往口外蒙地开垦土地谋生。在政府的默许下，“走西口”的人越来越多，出现第一次高潮。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西方列强强迫清廷支付各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史称庚子赔款。为了筹措赔款，清廷采纳了山西巡抚岑春煊在开垦蒙地押荒银中筹款的建议，任命兵部侍郎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在鄂尔多斯设垦务总局，沿边各地设分局，开放蒙地，这次放垦引发了陕北和晋西北大量汉民北迁，深入到内蒙古河套、包头、呼和浩特等广大地区，形成了历史上第二次走西口高潮。
人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也是文化活动的载体。随着人口迁徙，陕北、晋西北、河北等地的文化与内蒙古本地的文化相互交融，逐渐形成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西口文化。从西口文化产生的背景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西口文化实际上是蒙古族文化和汉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它包涵了草原文化、黄河文化、黄土文化等诸多文化元素，具体表现在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如语言、文字、宗教、民俗、戏曲、文化、教育等等。西口文化涵盖的地区包括内蒙古河套、包头、呼和浩特，陕西府谷、神木，山西晋西北的河曲、保德、偏关及雁北和河北北部等地区，西口文化就是这一地区长时期文化交融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文化。
2011年6月8日，国务院公布了我国国土空间开发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提出了“呼包鄂榆”地区为国家重点规划的18个区域之一，从经济和社会事业各个方面进行重点开发。实际上，从300多年前走西口到现在，这一地方不仅形成相同的经济结构，同时，也形成几乎相同的文化，而西口文化则是“呼包鄂榆”地区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值得许多人深入研究、探讨。
府谷和西口文化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近年来，有许多人仅凭几句流行歌曲《走西口》的几句歌词和电视剧《走西口》的故事便大谈西口文化，甚至归纳总结出了许多“西口精神”，这实际是对文化的一种不负责任和误导，更有甚者，把“走西口”和“西口文化”说成是某一地区的专利，是一个地方特有的文化，是“源”等等，这更是一种文化的夜郎自大。如前所述，西口是大西口，西口文化是大文化，而府谷作为走西口的重要地区之一，西口文化早已是府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府谷现有长城为明代成化十年（1474年）延绥巡抚余子俊所筑，时称“边墙”，东起墙头，西至新民陈峁，经麻镇、大岔、清水、赵五家湾、木瓜、庙沟门、三道沟等地，分“大边”和“二边”，全长100多公里，计有196个墩台。明代修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蒙古族扰境，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蒙汉之间对抗和战争十分短暂，绝大多数时间里，蒙汉两族和睦相处，边贸互市十分繁荣。府谷在明代时长城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口子，即麻地口和乌龙川口（清水川与小南川汇合处，转角楼附近），由于黄甫距这两个口子均为20华里左右，为明嘉靖年间延绥境沿边开放十处互市之一，是府谷北部经济文化中心和商贸最发达地方，所以从那时起就有“金黄甫”之说。
而麻镇由于地处边上，相对没有黄甫安定，经济亦略逊于黄甫，又称“银麻镇”。清康熙开边后，府谷的集市贸易十分繁荣，全县有6个大集，即刘家川集、石马川集、孤山堡集、木瓜园堡集、清水营集、黄甫堡集，而麻地口是府谷唯一的边市，六个大集的商品经黄甫、清水汇集到麻地口进行贸易，所以麻镇玄天庙的北口子成为府谷通往蒙地最大的口子。清末民初，麻镇发展为府谷最大的集镇，商贸兴隆，时有货栈36家，居民万余。从麻镇南阁楼的南口子到北口子仅1里的距离，因车水马龙、商贾众多，步行需走一上午时间，足见当时边贸的兴盛。1906年，清廷放垦后，准格尔旗垦务分局开始办理垦务事宜，将原“禁留地”按仁、义、礼、智、信分为五段，“仁、义”两段由河曲县放垦，“礼、智、信”三段（今准格尔旗五字湾、羊市塔、塔尔贝一带）由府谷县放垦，府谷在古城、哈拉寨、沙梁三地设垦务处，专门负责放垦及移民事宜，所以这三个村子又成为府谷人这一时期走口外的三个大“口”子和商贸重镇，而古城则因二人台唱词中有“头一天住古城”一词而变得十分出名。正是由于府谷是走西口的重要地区之一，所以西口文化中有许多重要的府谷文化元素。我们要从语言文字、民俗民风、艺术、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研究探讨府谷文化和西口文化的关系，进而使这两种文化都得到繁荣和发展。
语言和文字是一种文化的标志，讲相近语言的社会群体，往往属于同一文化源流。根据许多专家学者调查，内蒙古中西部汉语方言与陕北、晋西北方言极为相近，这与移民有关。在这次采风活动中，许多外地专家学者惊奇发现，许多内蒙人都说的是地道的府谷话，和府谷的采风团同志交流没有任何语言障碍，十分融洽，这足以证明内蒙古许多地区的文化与府谷同源、同流，我们从事语言文字方面的学者要从这方面作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民俗是世代相传的民间风俗，是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人民，又深藏于人民的行为，是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据不完全统计，生活在内蒙古的府谷人有一百多万，其中鄂尔多斯、巴彦淖尔、包头等地最多。受府谷文化影响，这些地区饮食住行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与府谷几乎相同。在内蒙古，祖籍是府谷东部黄甫、麻镇、墙头一带居民仍然保留着吃酸饭的习俗，婚嫁礼仪也完全和府谷一样。近年来，包头和呼和浩特市许多演艺公司纷纷到府谷承办婚庆礼仪，生意十分火爆，足以证明两地民俗的相同。民俗研究的范围极为广泛，希望内蒙古和府谷的民俗专家能够携起手来，认真研究两地民风民俗，丰富和发展西口文化。
人口是一个内容复杂、综合多种社会关系的社会实体，一切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都同人口发展过程相关。从康熙开边直至今天的300多年时间里，一辈又一辈府谷人为了谋生和创业走口外到了内蒙古。因为工作关系，我曾多次到内蒙古采访，真实感受到府谷和内蒙古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几乎每个府谷人都有内蒙古的亲戚，每个家族都有走口外的本家人，内蒙古的许多地方整村整村几乎都是府谷人，有的村子如“王在阳圪蛋”“王感应圪堵”“马二圪粱”等都是以当时府谷住户命名。近年来，由于府谷许多家族都在编修家谱，口里口外的亲戚联系更加密切，府谷成为了许多生活在内蒙古的府谷人魂牵梦绕的家乡。许多口外的府谷人回到老家祭祖省亲，有些甚至返回府谷创业发展。每次到内蒙古采风，那种家乡人的亲切感扑面而来，让府谷采风团每个人都感受至深，也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府谷人走口外，到内蒙古创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遍布内蒙古各地的府谷人是他们创业极好的社会环境，是他们事业最坚实的基础。我们研究西口文化，从人口学方面去研究应该是一个重点。
二人台是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和陕西、山西、河北三省北部地区的戏曲剧种，俗名“打玩艺”，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方称二人台。“二人台是走西口走出来的艺术”，这一观点已得到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可。从上述观点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二人台是蒙陕晋冀”接壤区多种文化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戏曲剧种，是一门综合艺术。二人台的产生和发展，融合了蒙古族的四胡、马头琴、长调和陕北民歌、宗教音乐、语言、山曲，晋西北戏曲、语言、民歌、民间音乐及河北戏曲、民歌等诸多文化元素，决不是某省、某区，更不是某县、某旗的专利。二人台的源就是这四省区的每个旗县、乡村和一代又一代二人台艺人，二人台是这一区的共有文化。府谷二人台是中国二人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丁喜才、周治家、张埃兵等府谷艺术家对二人台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而现在仍活跃在艺术舞台上的王向荣、张虎、魏巍、淡文珍、刘美兰等一大批艺术家，仍在不断推动着二人台艺术的向前发展。正是由于上述原因，2008年，府谷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二人台是研究西口文化的一条主线，我们可以从二人台和许多节目之中来研究四省区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二人台是几百万移民集体创作的音乐大典。我们可以从“二姑舅捎来一份信，他说是西口外好收成……”中看到大后套的沃野千里，也可以从《小尼姑思凡》《五哥放羊》中听出人们对美好爱情的追求，特别是二人台曲牌，是我国北方民族音乐的“活化石”，它既包涵了唐宋时期的宗教音乐和近代蒙古族音乐，又融合了我国北方社火、戏曲等诸多文化元素，二人台就像一条珍珠链，它把西口文化的许多东西串连在了一起，在西口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研究西口文化必须深入研究的课题。
对于府谷来说，西口文化研究才刚刚开始，我从西口文化的概念，府谷和西口文化的关系，西口文化中文字语言、民俗民风、人口、二人台这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一些肤浅观点，其目的是希望文化学者能够开拓视野，静下心来认认真真研究和发展我们的地方文化，使地方文化永远充满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