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
我的老家位于库布其沙漠南缘，这里风多沙大，严重缺水，是个非常僻远、贫穷、落后的小村子。
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我的父母在多数农民的教育意识比较淡薄、家庭劳动力严重不足、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汲取他们生命中的所有能量，倾尽全家财力物力，供我们兄妹六个读书。
我是1971年踏入校门的，到1999年二妹最后一个走出校门，父母供我们兄妹六人念了29年书。其中有19年是供三四个孩子同时念书。如果把我们六个人的念书时间加起来，总共是念了80年。
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母亲不识一个字。我们家族可追溯的祖辈也没出过一个读书人。我的曾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富户，良田百顷，牛羊满圈，骡马成群，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的五个孩子没有一个读书的。到了爷爷这代，家道中落。父亲酷爱读书，但爷爷没供他上学，看到同龄的小朋友上学，父亲爱得不行，就蹭书看，时间长了，短不了看人家脸色。稍长，就买了《四角号码字典》和《汉语成语小词典》自学，不管走到哪儿，都随身携带，一有空，就用手指头或柴草棍在地上写写划划。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父亲居然成了本村识字最多、文化最高的农民。直到现在，父亲仍然保持着学习的习惯。看到乡村缺医少药的状况，父亲就发奋学医，立志悬壶济世，对《濒湖脉学》《汤头歌诀》《金匮要略》等艰涩的古文医典烂熟于心。
父亲吃过没有上学的苦头，同时也尝到了学习的甜头，这使他坚定了一个信念：“家有黄金用斗量，不如送子上学堂”，他下决心用知识改变我们的命运，特别是高考政策恢复后，更坚定了父亲把孩子们培养成才的决心和信心。
我们小学就读的学校是达拉特旗原蓿亥图公社黄母哈日学校。这是一所村级民办学校，共有一至七年级七个班，八九个老师，两排土打墙教室。学校在大队（村）革委会所在地，距我们家六七里地。
上小学一年级时，是父亲领着我去报名的，和我同时报名的还有我的三姑。当时三姑已经十三岁了，由于是女孩子，本来是不准备供她念书的，但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怕我受人欺负，决定让三姑领着我念上两年。父亲领我见了班主任老师，郑重其事地说：“老师，孩子交给你了，请严加管教！”父亲让我给老师写几个字，我写了“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老师面露惊喜，赞赏有加。
我是从五岁开始识字的。那时，丸药的小包装多数是蜡封的圆柱形的纸盒子，父亲就把纸盒子两端的小圆片剪下来，用钢笔写上字，教我认字。这就是我小时候的识字卡片。利用这种卡片，父亲教会了我字母、拼音和几百个汉字。父亲还用掰手指头、移动柴草棍等方法教会了我一百以内的加减法。使我受到了当时多数儿童没有受过的学前教育。
我们小时候，书本资料奇缺，甚至连一张旧报纸都很难找到。父亲便想方设法帮我买书读。尽管一本小人书只有几分或一毛多钱，但对于当时的农民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每次出门，父亲总要设法给我买些课外读物。我记得小人书有《闪闪的红星》《鸡毛信》《地道战》等，小说有《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别人认为这是读“闲书”，影响孩子的学习，父亲却认为开卷有益，拿“闲书”增长我的知识，开阔我的视野。
人民公社时期，西梁外很穷，吃粮靠国家救济，救济粮以玉米面和红薯干为主。我们家人口多却劳力少，生活尤其困难，生产队分的几十捆麻秆子和奶奶养的六七只母鸡就是主要的经济来源。为了筹集学费，大人领着我们，或是去深秋的库布其沙漠捋蒿籽，或是去初冬的田野上捡麻秆子。我上小学的报名费，就是家里攒了半年的麻绳头、破布条、废骨、废铁、猪鬃凑齐的。我到大井学校读初三的报名费，是父亲背着三十斤麻皮，徒步二十多里，到牛场梁供销社卖了以后筹措的。
上小学时，我连一小块二三分钱的橡皮都买不起，就是拥有一块指头肚大小的废轮胎当橡皮也如获至宝。铅笔写得握不住了，就用小刀子把笔杆劈开，小心翼翼地取出笔芯，绑在小木棍子上将其写完。作业本正面写课堂作业，背面写家庭作业。当时，一个“田字格”或一个“横格本”八分钱，我们嫌贵，就买四分钱一张的光连纸，裁成三十二开的白抄本，然后扯一张“田字格”或“横格本”纸垫在下面，字就可以写得归行入列了。
记得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给大队整理库房，干了一整天，报酬是一顿山药焖饭、一箱半数已使用过的账页纸和报表册。这些即将被扔掉的废纸，被我们做成家庭作业本，让我、三姑和二弟足足阔绰了三四年。
小时候，我们一直是趴在炕上或窗台上写字。有一年，父亲让一位亲戚给我做了个杨木小书桌，可把我高兴坏了。再后来，念书的弟妹们多了，父亲去包钢搞副业的时候，向工友借了六块一毛四分钱，给我们买回一个橘红色的炕桌，和杨木小书桌相比，这个桌子宽敞多了，我们把煤油灯放在中间，两个甚至三个人围坐在桌前写字，一不小心就烧了眉毛和头发，有时把煤油灯碰倒，书本上沾满油渍。这个炕桌一直陪伴我们兄妹六人度过了难忘的学生时代。
1979年，我初三毕业，考入了达拉特旗第一中学。当年，蓿亥图公社共有两名应届生考入达一中，我是其中之一。从我们老家去达一中，要大清早动身，走二十多里路到公社所在地牛场梁，然后花一块二毛钱，坐隔天一班的班车到树林召。那年我已是十五岁的人了，本来自己走是没有问题的。但入学报到时，父母对我怎么也不放心，思量了很久，父亲还是决定送我。但来回二块四毛钱的车费却难住了父亲，最后父子两人背着我的书籍和铺盖，翻越了三十里的库布其沙漠，又步行了二十多里路，到了昭君坟公社的所在地城拐，费了很多周折，搭了两次顺车，半夜才到了达一中。
农村孩子进城，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和陌生。为了让我在异地他乡有人照应，父亲想方设法打听到了两家远房亲戚，其中一家还在郊外农村。父亲咬牙买了一包纸烟，两毛钱的水果糖作为见面礼，千叮咛、万嘱咐请求亲戚照应我。要亲戚经常给我烙点玉米面饼做干粮，记住斤两，一次还他。父亲又颇难为情地向那位农村亲戚借了一个很有些年头的、盛炭用的旧木箱给我做储物柜。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家上有老、下有小，正是“拉破窝”的时候。加之父亲有病，不能做苦重营生，全家人所挣的工分连口粮都分不回来，有时还倒欠集体的钱。为了养活全家老小和供我们念书，母亲就拼命地劳动，只要能多挣工分，什么重活累活脏活都干。赶车送粪、剪毛抓绒、犁耧耙磨、锄搂收割、叉耙连枷、挖渠担坝……母亲样样都是行家里手。由于劳动吃苦，干活踏实，出勤最多，母亲被评为全大队的劳动模范。奖品是一本证书、一把锹头、一块白毛巾。那块白毛巾，在当时就是一件奢侈品，母亲精心地保存着，好长时间舍不得使用。劳模会是在大队开的，会后每人一碗炖羊肉，糜米饭管饱，母亲只吃了两碗糜米饭，羊肉尝也没尝，都端回家里，给老人孩子吃了。
有一年秋天防洪，父亲在外地看病，母亲跳进齐腰深的洪水中，和全队社员防了大半夜，不幸落下了妇科病，人瘦得就像个衣服架子，仿佛一阵大风就能刮倒。多亏父亲有见地，当机立断向生产队请了假，牵着外祖父家的一头毛驴，驮着母亲和尚在哺乳的二弟，跋涉五十多里，去了一个叫布尔洞的村子，找了一位从城里下放到农村的张姓妇科专家，经过二十多天的治疗，才把母亲的病治好。
母亲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一刻也不闲着。工间休息，别人歇着，她不是做针线，就是扯猪菜，收工回家，也从不空手，不是拾一抱柴，就是割一捆草。
繁重的体力劳动仅仅是母亲工作的一个方面，大量的家务营生更是母亲的重要工作。那时候，我们全家人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和奶奶手工做的。多少个不眠之夜，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穿针引线；多少晨星寥落的黎明，母亲在瑟瑟寒风中生火做饭。母亲地里家里两不误，两副重担一肩挑。直到现在，我们也无法想象母亲那瘦小的身躯里、羸弱的肩膀上，究竟蕴藏着多大的力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父亲还会捻羊毛绳、织毛袜子，那时，全家人的毛袜子基本上都是父亲给我们织的。农闲时节，全家人都要帮父亲撕羊毛，父亲把能利用的一切时间利用起来，捻毛绳、织毛祙，放羊的时候都拿着捻毛绳的器具。有一年，父亲去包钢搞副业时，弄回好多旧运输皮带，用钳子剥成几层，给我们做鞋底用，解决了母亲和奶奶粘衬子、纳鞋底的费劲和辛劳。就是那一次，父亲挑了两捆运输带走了十几里地，竟将两根崭新的竹木扁担压折。后来，生活略有好转，父亲就托在达拉特旗商业局工作的亲戚搞到一个缝纫机指标，买了一台“飞人牌”缝纫机，这可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娶媳妇的“三大件”之一。缝纫机摆在炕上靠窗的地方，油光锃亮，特别显眼，我们突然有了一种奢华的感觉。缝纫机大大减轻了母亲做针线活的强度，那＂哒哒哒……哒哒哒＂的声响成了我们生活中美妙的旋律和少年时永恒的记忆。
1980年包产到户以后，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种着七十多亩地，放着三十多只羊。由于土地多劳力少，加之没有任何机械，还是处在老牛烂车疙瘩绳的时代，春天种不进去，夏天锄不出来，秋天收不回去。父母就起五更，睡半夜，生病了也不敢休息，舍出身子拼命干，一天干别人两天的活。秋天，遇上刮大风，成熟的糜麻果实忽簌簌地往下掉，父母急坏了，就白天割糜子，晚上割麻子，一直能割到天亮。虎口裂了，手腕肿了，腿也迈不开步了，但还得咬紧牙关苦撑着，羊是和邻居变工放的，和种地比，放羊竟成了父母缓解疲劳的好营生。
由于老家严重缺水，大队或小队经常要搞些截伏流和引洪工程，当时的土方工程都是按人头分到户，完全靠人力开挖的。我们家九口人的工程量，就靠父亲一个人锹挖筐担去完成。月黑风高，不远处就是瘆人的乱坟岗，村民们早已进入了梦乡，父亲还硬着头皮在偌大的工地上孤寂地挥汗如雨，有时，他也担心，也许有一天，他就会累倒在渠壕里，再也爬不起来了！
邻居老爷爷关切地对父亲说，供上两个就行了，这么多娃子都念书，把你们累坏呀！
不过，不是所有的劳动都有收获。上世纪之前，老家是个靠天吃饭的地方。有的年头，老天只记得刮风，不记得下雨，春苗被刮焦，夏苗被旱枯，人们辛苦一年，连吃的也刨闹不下。有的年份，从春到秋滴雨不落，粪堆不撒，场门不开，人牲口没吃的。遇上这种年景，可就惨了，父亲赶着小骡子车，跋沙涉水，到滩上买草借粮，母亲扛着耙子，到沙原上搂灯香、棉蓬，奶奶则住到滩上的姑姑家，捡田打草割碱葱，生活更加艰辛。
为了保证我们的学业不致中断，父亲想尽了办法。大集体时，父亲给生产队放过牛，到外乡放过倒场羊，到包钢搞过副业。包产到户以后，父亲和母亲养过十多年母猪、公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老家连年大旱，父母被迫背井离乡，迁到东沿滩的榆林子乡。人地两生，举目无亲，又经历了我重病缠身、奶奶去世两大不幸，父母虽然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和挫折，但还是坚强地挺过来了。因为，子女们明天的幸福，永远是他们不竭的力量源泉！
最不能忘记的是我的奶奶，我们兄妹六个，都是奶奶帮母亲拉扯大的，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离开了母亲的乳头，就爬上了奶奶的肩头。奶奶在世时，特别是农忙季节，承担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主要家务。柴米油盐，一日三餐；呼大叫小，拉儿抱蛋；打猪喂狗，照料门户，直到去世。多少年来，奶奶穿着老式长大襟红市布半袖衫，腰间带着个针扎儿（自制的针线包），佝偻着腰，喘着粗气，终日忙碌的身影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小时候，我们放学和放假以后都是要参加生产劳动的。一年之中，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大人做甚我们做甚。早上是不能睡懒觉的，要早早起来读书或拾粪、担水。从初三年级开始，我们就离开父母，住校读书，每年春节期间，我们弟兄几个都要尽可能地多放羊，给父母变工。每年正月初二，就开始筛织子。织子就是糜子、麻子的壳和叶子，细的喂猪，粗的喂羊，一直筛到正月二十左右。筛织子是个脏活累活，飞扬的尘土、草屑弄得我们灰头土脸，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每次回学校之前，我们都要帮父母用铡刀铡下至少够喂一个月的马草，把家里的水缸担满。劳动并没有耽误我们的学习，而是使我们学会了许多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学到了许多课堂上不可能学到的东西。饥饿贫穷、艰难困苦的生活经历，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生命的底片上，成为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我们的孝老爱亲课，是父母在家教的。在我们的记忆中，揭开锅的第一碗饭肯定是端给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吃的玉米面窝头肯定是掺了白面的，猪排骨、鸡胸脯、羊胛骨肯定在爷爷奶奶的碗里；家里仅有两块褥子是给爷爷奶奶铺的；当头正面永远是爷爷奶奶的座位，这个次序谁也不能改变，谁也不敢改变。每年正月初一大清早，父母都要领着我们男孩子，洗脸净手，点灯焚香，双膝跪地，恭恭敬敬地给爷爷奶奶磕头请安。爷爷是在母亲的怀里永远闭上眼睛的，那一年，母亲才三十二岁。这些无字的大书，永远镌刻在我们的灵魂深处。
包产到户以后，我们家每年的总收入其实很可观，但是绝大部分被我们念书花了，有时候还得向别人借，或向信用社贷。一年一度的乡村物资交流会上，四处飘散着炖羊肉的香味，父亲只是转一转、看一看、闻一闻，从来也没舍得吃一碗，顶多喝一碗羊杂碎。有一次逮住了一种像老鼠又比老鼠大的动物，也叫不上什么名字，父亲馋得不行，居然炖着吃了，膻腥味几天不散。小时候，母亲说自己不爱吃肉，就爱啃干骨头，尤其爱啃我们啃过的干骨头，我们信以为真。长大了，才明白了这个令人泪目的谎言。父母几年也不添置一件新衣服。尤其是母亲，在我的记忆中没穿过几件新衣服，好像天生不爱美。
但只要念书花钱，父母从不吝惜，有求必应。二弟读伊盟师范的时候，想买一套新东方录制的初级英语磁带，共一百元钱。二弟在家信中说了此事，父亲得知后，二话没说，顶着七八级的大风，跑了五十多里路，借钱寄给了二弟。那时，我刚走出校门，月工资三十六块半，这一百元钱相当于我两个半月的工资。那时，我们每次收到父母寄来的汇款单时，不论是五块还是十块，都感到异常沉重，我们知道，这每一分钱上，都渗透着父母的血汗。
父母对我们的关爱是无微不至的。那时候，由于交通不便，我们一个学期也不回一次家，写信成了唯一的交流手段，我在达一中念书，父亲怕我想家，每个月都要给我写一封信，问这问那，前安后顿，舐犊之情跃然纸，收到家信真有抵万金的感觉，每次颤微微地拆开父亲的来信时，看到“吾儿万胜见信如面，别后有久甚为想念”的句子时，我的眼泪就禁不住流下来了。每年杀下猪的时候，父亲都要带着杀猪烩菜和炒猪肉，坐上班车，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颠簸一天来看我，并找班主任老师了解我的学习情况。高二那年，爷爷去世，我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之中，学习成绩明显下降。父亲知道后，专程赶来，陪我住了两天，并拜访了班主任老师，嘱托他好好关照我。在班主任老师的开导和鼓励下，我很快振作起来，重新进入学习状态，并在当年考上中专。
记得就是那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快开学了，我还没有收到中专录取通知书，正当我以为名落孙山而心灰意冷的时候，父母抚摸着我的头说，没关系，大大妈妈再供你念，一定要把你供出来。一句话，说得我泪流满面。
苍天不负有心人，父母的付出得到了巨大的回报，我们兄妹六个幸运地全部考上了中专，并由国家统一分配参加了工作，在老家成为美谈。我们兄妹六人之所以能够全部考上，自身的努力固然重要，但父亲的因人施教、教育得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哪个孩子该念初中，还是高中，哪个孩子该在哪个年级复读一年，夯实基础，父亲都了如指掌，成竹在胸。哪个孩子没有考上，不仅不批评指责，而是鼓劲打气，继续补习。
父母经过近三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用巨大的自我牺牲，给我们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他们所走过的、全新的人生坦途，由于长期超负荷的体力透支，父亲长年面黄肌瘦，口干腹渴，疲惫不堪，以致经常怀疑自己得了白血病或糖尿病，由于过度负重，疝气两次复发。母亲也在四十八岁那年积劳成疾，患上了高血压、冠心病，在田里收玉米的时候突然晕厥，从此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父母对他们的付出无怨无悔，对他们取得的成就无比欣慰！
父母之恩，天高地厚；父母之德，山高水长。如今，父母都已进入垂暮之年，母亲由于脑梗变得憨态可掬，父亲也因痼疾变得跛腿蹇行。想想当年大山一样为我们遮风挡雨的父母，我们感到无比心痛。值得欣慰的是，我在即将步入花甲之年，仍能承欢父母膝下，说从前的往事，唱儿时的歌谣，感受父母触手可及的温暖，沐浴父母那绵绵无尽的春晖，感谢天恩！感谢时代！
父母是平凡的，但又是伟大的。但愿流淌在他们血液中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基因世代传承，滋养后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披荆斩棘、砥砺前行！
（转载自新华在线网，文章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