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那个小山村管饭菜叫茶饭。农村人评价一个女人有没有本事最基本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做一手好茶饭。
我不知道母亲是不是我们村里茶饭最好的女人,但我就是爱吃她做的饭菜。“妈妈的味道”已深深浸润到我的味蕾里、每一个细胞里。
我不相信所谓的无师自通,每一个人的成功或者进步一定是下足了台下功夫。母亲七八岁就开始帮着大人做饭,十来岁就能独当一面了。现在的孩子觉得不可思议,在我看来是迫不得已,但家风的熏陶一定让母亲觉得那就是她的责任。上升到责任这样的高度,母亲就无怨无悔了。
梁外山区那方贫瘠的土地十年九旱、靠天吃饭,物产并不丰富,尤其是粮食产量少得可怜,常常需要吃返销粮。作物的品种也无非是糜子、谷子、土豆和一些诸如荞麦、莜麦、黑豆、豇豆之类的小杂粮,如著名的东达集团赵永亮老兄所描绘的:种了一坡,收了几筐,煮了几锅,剩的不多。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一家人能吃饱穿暖就算烧了高香了。母亲生了我们挨肩肩六个娃儿,一人两碗稀饭也得熬上半大锅。邻居叔叔戏称我们家当时的生活状况为“红屁眼儿一窝,稀糊糊一锅”,情真的。
小时候铭刻在我脑子里最深的记忆就是——饿!总感到自己的肚子是空的,似乎一百个白面馍馍倒进去也填不满。用我娘娘的话就是:“这个灰孙子的肚渣子让狼掏了。”因此,让娃儿们碗里的饭食不至于太稀太少,成了母亲的第一要务。
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应该记得,那个时候的梁外山区,大米、白面可是稀罕物,只有时逢年节或有重要客人到来才可享受一点,老乡们的基本口粮就是糜米、谷米、玉米。类似我们家这样的塌底户这些糊口的粮食也并不宽裕,在夏秋之间常常米缸空空,米袋朝天。菜蔬也基本固定在土豆和大白菜这两种上。秋储时,人头平均一麻袋土豆、一大瓮酸白菜是底线,只有等到夏天才可在自留地种些豆角、萝卜、番瓜,丰富一下饭菜的种类。
母亲的早晨是全村最早的。天蒙蒙亮,当高亢的鸡鸣声在山村的上空穿越、游荡时,母亲便窸窸窣窣起了床,开始为一家人准备早饭。农忙时节,耗费体力,是要吃三顿饭的。那时,十二三岁的大姐大哥已经参加生产队劳动,打半工,计一半工分,即使我们这些屁小孩也要到收割过的农田里拾捡、翻腾谷穗、土豆之类的遗失物,所以早饭还是要稍微硬把一点。母亲思谋着在那几样粮食上变出花样来,调剂一家人的口味儿。除了日常的糜米捞饭、烩酸菜,今天蒸一笼米窝窝,明天摊一笸箩米画儿,后天弄半锅米面疙瘩。
中午时间短,母亲就地取材,在自留地里转一圈,菜篮子便丰满起来。炊烟袅袅,热气腾腾,一袋烟的工夫,一锅葫芦、土豆、玉米棒子、毛豆新鲜出炉,掀开锅盖,满屋弥漫着农家特有的清香气息。多少年后,在大城市大酒店的饭桌上看到一道让食客大呼过瘾的“农家一绝”,原来就是往米年间母亲随手切剁的“一锅煮”。
晚饭就简单了,多是小米稀饭,倒不是像现在的人为了减肥瘦身,而是为节省粮食,毕竟晚上不再干活。即使这样,母亲也会在添加物上做文章,加些菜叶子、土豆丁,成了蔬菜粥,加点炒黑豆磨成的粉,这样的稀饭叫糊糊饭。倘若剩些许米饭,母亲会挖半碗荞面、豆面,放在簸箕里筛簸,饭粒就会包上一层面衣,下到稀饭锅里,就成了拌汤粥。在那个专门炝油装有竖木柄的铜勺里舀少许胡油或在羊油碗托子上削点羊油,在旺火上炙烤,顷刻就沸腾翻滚起来,有轻烟在飘浮,撒一撮扎蒙花或干葱叶子,香气立刻升腾起来,趁热,连勺头子带香油杵在稀饭锅里,发出“突突突”的声响,油花儿在锅里、在我们的脑瓜里弥漫开来。一群小脑袋立刻围了过来,“呲溜呲溜”的吸粥声此起彼伏。
母亲虽然没念过书,但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调整饭菜。三伏天会给我们做些清凉解暑的酸捞饭、小米凉粉,喝点绿豆汤、炒谷米汤。到了三九天饭桌上就多了些炒面油茶、和菜粥、和和面。
因为我们家比较干净,母亲的茶饭又好,派饭吃的下乡干部都喜欢到我们家吃饭。每每这个时候,母亲就挑家里最好的东西,做点梁外地区独有的荞面饸饹、炸油糕、小米凉粉、米画儿招待客人。记得有一年,公社革委会主任杜树林叔叔到我们村下乡,中午父亲邀请杜叔叔到我们家吃饭,母亲蒸了一大锅米窝窝,杜叔叔连连夸奖米窝窝酸甜酸甜虚通通比馒头好吃,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那大白馒头我家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啊。
每年腊月,是母亲集中展示厨艺的时候。磨豆腐、生豆芽、擀豆面、压粉条、炒炒米、炸麻花、做黄酒、捏糕圈、烧猪肉、拌饺馅……忙得不亦乐乎。除夕夜,母亲看着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吃着丰盛的年夜饭,幸福的笑容在她的脸上悄然绽放。
母亲瘫痪在床后,我再也没有吃到她做的茶饭。
(来源:老林已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