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副刊
2018年8月9日晚饭后，和往常一样，拿起手机打开微信，顺手点开达拉特作家群，映入眼帘的是一则以袁白、袁二东名义发布的一则关于他们的父亲袁志忠逝世的讣告和杜洪涛先生写的一篇“悼念袁志忠先生”的文章，
我努力克制好自己的情绪，以为一定是我看错了，上下翻看，仔细瞅睹，果真如此：父亲于2018年8月8日上午11时30分在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因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4岁……?
顿时，我的心里翻起一波波浪潮，内心十分沉痛。虽然真真切切的看到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但我依然不敢相信，可最后不得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实，用手捂住自己脸面，生怕簌簌的眼泪让家人看见，可想念的潮水奔流着，撞开记忆的闸门，袁志忠老师是我新闻写作的启蒙老师，他鼓励我、指导我的温馨话语一串串，一桩桩，一件件，列阵而出；袁志忠老师是我的老兄长、老朋友，三四十年来的交往以及书信往来，往事种种，奔涌于心。
1978年，也就是我20岁那年，我写的一篇小稿《开会是为了什么》寄到鄂尔多斯报，当时作为该报编辑的袁志忠老师为了慎重起见，在发稿前对此稿的真实性进行了调查了解，他打电话给达旗原新民堡公社，得到的回复是：该文作者出身不好，投稿目的不纯……
在那个人所共知的特殊年代，在那个新旧体制还模糊不清的时刻，就公社有关领导这一番“回复”，此稿必毙无疑。此稿虽然没能见报，但袁志忠老师始终没有因此而放弃对我的鼓励和支持。他知道我一直有个无形的政治包袱背着，那时谁沾上了出身不好的问题，总觉得自己好像有什么短处，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1979年1月份的一天，我突然收到鄂尔多斯报社的一封来信，打开一看，是袁志忠老师用毛笔字工工整整给我写了一封三页信纸的鼓励、指导和安慰的亲笔信。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最后几句话：你不要因这个稿件没有采用而心灰意冷，也不要因自己出身不好有思想包袱，希望你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继续来稿！
正因为有了袁志忠老师的启蒙、鼓励和指导，我的写作欲望和冲动从此而一发不可收。打那以后，我情不自禁地给《鄂尔多斯报》、鄂尔多斯广播电台、《内蒙古日报》、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投稿，报道了大量的农村先进的人和事，反映了农民的呼声，如“催夫卖余粮”“科技鸳鸯比翼双飞在乡间”“贤良的孙媳妇”“山药丰收了来客也增多了”“甩手掌柜当不得”等大量新闻稿件和读者来信。
常记得，1979年冬季的一天，我衣兜里揣着一个小稿，花三个多小时乘坐班车平生第一次去东胜送稿，下车后正值中午时分，在当时东胜车站附近的大众食堂（今东胜大酒店前身）草草吃了一碗面，徒步直奔位于盟委附近的鄂尔多斯报社。
等下午上班后，我战战兢兢地走进袁老师的办公室。
袁老师身高个大，长发飘飘，目光炯炯，极具文人气度。他知道我这个农村小伙子是专门来送稿子的，便显得十分热情。这是我和袁老师第一次见面，先前彼此只是有些书信往来。他见我有些拘谨便主动和我聊起了家长里短：“你家几口人？父母亲多大岁数？家里有多少土地？”袁老师边和我聊边起身从他的书柜中取出一摞《鄂尔多斯报通讯》和一叠印有“鄂尔多斯报”字样的专用稿纸和信封递给我：“这些东西对你有用，往回走把这拿上……”
不知不觉，快到了下班时分。那时不像今天这样交通方便，这个时间要想回达旗已经没有班车了，我在东胜也没有亲戚、朋友，我起身道别正准备投宿一家小旅馆时，袁老师突然对我说“你今晚就去我家住吧”，他看我正欲婉言拒绝，他便说“你不要多心，就跟我一起去我们家住吧。”就这样，他骑着自行车把我捎到他们家住了一宿……常记得，他家门背后挂有他为孩子们用毛笔在宣纸上书写的唐诗，专供孩子们学习背诵。那时他的儿子袁白、袁二东们也就是七八岁或十来岁的样子。
从此，我和袁老师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袁老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文化人，他搞新闻工作，偶尔也搞些文学创作。他的笔名：山海，他的小说《兑现》、新闻作品《果香飘到日内瓦》《大漠的呼唤》等好多作品至今记忆犹新，尤其是他的《百年风云》《黄河在咆哮》《鄂尔多斯往事》《鄂尔多斯影存》等著作在鄂尔多斯文化界颇负盛名。
细想与袁老师相识近40年了。我们的关系逐渐由相识到相知，直至成为朋友。虽说年龄相差十四五岁，但共同的追求和兴趣还是紧紧地捆住我们，难舍难分。袁老师的嘴唇常常留着一丝善良和微笑，但其中也隐藏着不少深藏不露的才气。
这么多年，我了解了袁老师，也认识了袁老师严谨而不矜持，顿挫而又富有回味的文风，也领教了他谦逊随和、平易近人的为人。1990年，袁老师在伊盟电视台任台长时也没有忘记我这个在农村务农 而仍然坚持写稿的老朋友，他派记者专程采访了我这个“农民通讯员”，并在本台新闻节目中播出。
2001年，我刚调回达拉特报社不久就不知天高地厚地酝酿筹划着准备出一部取名为《柳绿黄河湾》的文集，当一切文稿搜集归类就绪时，又琢磨着看能让谁给我的书写个序言，当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袁老师。那时袁老师已调到了鄂尔多斯市党史办，他是党史办主任。可我已经十多年没有和他联系了，他有时间看我的书稿吗？他愿意看我的书稿吗？他会答应为我写序吗？此时的我，心里五味杂陈，很不自信。但最终还是抱着碰碰看的心理，抱着一摞书稿打开了盟党史办主任室的门。当我敲开门后，袁老师很是惊奇，“是张玉福啊！好多年不见了，快坐下、快坐下。”他又是让座又是倒茶，这让我复杂的心情放松了很多。一阵寒暄后，我直言提出：希望袁老师能为我的书作序。没想到，袁老师毫不犹豫地欣然答应了。
一晃，又一晃，好多年没有和袁老师联系了。突然在某天的下午，袁老师打电话给我，说他在达旗，晚上达旗史志办招待他，让我和他一起吃饭，多年没见袁老师了，能一起聚餐，这是多么令人欣慰和高兴的事。席间，他和达旗文友谈了许多旧闻轶事，并且又喝了好多酒，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喝的非常尽兴，又是说又是笑，又是唱又是闹，场面非常红火，那样的场面一生一世都忘不了。
2013年初秋的一天，我驱车专程前往东胜苏丽德小区袁老师的家去看望了他，对我的到来，袁老师很高兴，特备风干羊肉等好酒好菜招待了我。
袁老师一生与书为伴，用心灵和行为寻找着、诠释着自己所崇尚的那些永恒的精神。他歌颂光明，热爱故土，赞美爱情，讴歌生活，痛恨堕落，鞭挞丑恶，一切的一切都是袁老师无私的馈赠。袁老师一生光明磊落，淡泊名利，正直做人，以自己的言行实践着自己的信念。
堪叹古往今来事，都在南柯一梦中。袁老师驾鹤西去了，留给他的亲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和永远的怀念。他一生为爱执着的奋斗精神和他生前的大量著述，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永远的财富。
当然，让我终身难忘的，更多的还是他的为人，他对我新闻写作的鼓励、帮助、无私支持以及待我兄长般的深情厚谊。
夜，已经很深了，在灯下，我静静地端详着袁老师用血和汗凝结而成的四大本厚厚的著作，我流泪了，我又一次打开袁老师为我的《柳绿黄河湾》写的序：“在属于自己的那片土地上耕耘”一字一句捧读着……
袁老师，您一路走好，天堂的歌声将永远为您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