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
近日回故乡探亲，在返途中，我专门到三眼井小学旧址看了看。站在满目疮痍的废弃地上，我思绪万千，儿时读书的情景在眼前浮现。
1980年秋天我在三眼井小学上学，当时报名费两块半，成分填的是“贫农”。填“贫农”成分是妈妈走时安顿的，说一大家子六口人，靠你爸每月微薄的十八块半工资维持生活，只能是个贫农，探不到中农。
我家离学校近，也就是一里的路程。学校就在我家的西北部，方周没有其他人家。教室有三栋，分别是一年级至五年级的教室，教师七八人坐了一间办公室，有一排库房放着萝头、铁锹等清洁工具，另有一排是学校的伙房和宿舍，土坯的房子，大染泥裹抹，木头窗棂，窗户上糊了厚实的麻纸，使教室里的光线很暗。这些房屋，经过岁月的侵蚀，痕迹斑驳，看上去很陈旧，也很简陋。
室内横着三块木板，学生三个一组或五个一组坐着长条凳子，木板是学生用来写字的，一行五六个同学，在木板上画一分界线，相互之间不可侵占。地是土地，常得洒水，不然班级里那些“灰猴”们跑来奔去，教室内一会儿就尘土飞扬。中间生一火炉，用来取暖。炭都是学生从自己家里拉过来的，记得每人是二百斤左右。
我上小学三年级，教室门面加了一层砖，成了里生外熟，窗棂仍然是木头窗棂，只是老纸换成了玻璃，木头板和长条凳换成了方桌和四条腿凳子，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读书，豁然开朗，比过去敞亮多了。
我读书时校长是李德林，据说此人初小毕业，先是本校留任教师，没几年就当了校长，直到退休还是校长。我的班主任先是王海仁老师、胡杉老师、刘彩霞老师、胡海林老师，后又换成了王国保老师。小学五年，我念了七年，复读了三、四年级。我小学读书，一点也不用功，只是贪玩，等不上下课，就想出操场上玩。
那时，条件虽然落后，但玩的方式很多，男同学打篮球、打尖壳、蹬三杠、骑马马、挤油、掏锅锅、娶红油媳妇儿等；女同学跳皮筋、抓骨骨、踢毽子、老鹰捉小鸡、捉迷藏等。常记得，我和贾建光、胡海泉、冯金良、杜金虎、王永军、马军、刘云、贾再良玩打尖壳。尖壳是用粗三公分，长八九公分的木棍，把两头削尖，用一小木板，拿在手上，用木板敲打尖壳一头，尖壳蹦起，然后用木板一扇，打尖壳者，嘴里还有口诀，一尖壳，二磨轮，三逼头，打完三下，用木头板量远近，远的为胜。一方打尖壳，另一方逮尖壳，有时用手，有时用帽子接住也不犯规。
打尖壳很危险，一方打得兴起，另一方拼着命地逮，打尖壳者不小心就会把木板扇在另一方脸上或手上，有时逮尖壳也会伤了手，我们几个常玩得蓬头垢面，老师打了铃老半天才跑进教室。
我们童年爱玩贪玩，就连老师也不例外。记忆中，高茂荣老师头上系着许云霞的头纱，推着我的滚环，在教室内边推边给我们唱起了《刘干妈探病》，诙谐幽默的唱段，引得全班同学捧腹大笑。高老师爱开玩笑，常趁我不注意，拔我的“萝卜”，倒把我背起来，逗得师生们忍俊不禁。
胡杉老师很猴性，记得在一次活动课上，他和我们玩起了打尖壳，同学们和老师玩也很放得开，一个没注意，木板扇在了胡老师脸上，把他打得眼冒金星，但他没有半点恼怒的意思，仍然笑呵呵地和我们接着玩。
我上小学实行一放学，早上七点半到校，下午两点半放学。那时重点学的就是语文和数学，副课有地理、历史、自然、体育、音乐，学校也不重视副课的教学，我们学生也对此不“感冒”，家长也不闻不问、不管不顾，只要语文和数学考了六十分就“万岁”了。
那时我上午上学，下午放学回家要帮助大人做家务。我负责放一头毛驴，晚上回家时剜一袋草，上树给羊撇一背树叶，有了这些草和树叶，我家的驴才不会饿，羊才能吃得饱。虽然我们那时小，也算家里不可缺少的劳力，能给大人减轻不少负担。不像现在的孩子，时不时拿起手机，家务活那都是大人的事，一点也不承担，好像玩手机才是他们这一代的天职。
我们看书写字只是晚上的事，在二尺八的炕上，放一方桌，点一盏煤油灯，姊妹几个头对头，谁也不影响谁，他背书，你写作业，小的不会，大的教，忙得不亦乐乎。夜深了，大人都睡了，我们一个个才完成了作业，疲惫不堪地上炕睡觉。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学校来了一位大个子老师，他叫王刚成，任我们的数学老师。他是单身，住在学校，当地人说学校很邪，晚上闹鬼。王老师怕鬼不敢一个人在学校住，叫了我和比我高一年级的马玉同学，我们三人一起在学校住。一方面能提高我们数学成绩，另一方面能和老师搭个伴。
王老师身高应该有一米八五，打得一手好篮球，尤其投球特别棒，盖帽盖得准。那时，通过王老师的言传身教，我也爱上了打篮球，数学成绩也提升了。
偶尔，我们不想回家吃饭，就和王老师一起做饭，我给拔葱、削土豆，打打下手。每当夜幕降临，我们三人在灯下学习苦读的情景，至今我都难以忘怀。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后来，王老师学业有成，考上了正式教师。马玉也家庭美满，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岁月荏苒，时过境迁。儿时读书的时光很美好，虽过去近四十年，可它永远也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