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
在老家的灶台上，总飘着股特别的酸香——不是醋的烈，也不是酸菜的冲，是黄米在浆米罐子里发酵三五天，熬进粥里的软和酸。这酸粥，在本地人的饭桌上不算山珍海味，却是早年间家家户户的“饱腹美食”，也是我打小刻在舌尖上的念想，像老辈人哼唱的漫瀚调，调子不张扬，却能记一辈子。
记忆里的酸粥，得从奶奶家的浆米罐说起。那罐子是粗陶的，肚子圆滚滚，外头结着层暗褐色的釉，是爷爷年轻时从南坪梁的窑厂挑回来的。每到秋收，新黄米打下来，奶奶就会舀出两碗，用井水淘洗得发亮，泡进罐子里。“得泡到米发涨，指尖一捻能碎。”她边搅边说，罐沿上总搭着块粗布，说是防灰，也让发酵的米“喘口气”。
等米在罐子里发够日子，揭开盖子就闻到那股酸香——不呛人，带着点黄米的甜，像刚晒过的杏瓣子混着水汽。奶奶把发酵好的米倒进铁锅里，添上瓮里刚挑回来的水，灶膛里塞一把玉米秆，火苗“噼啪”舔着锅底。熬粥得守着，米煮开了要不停地搅，不然锅底会糊。奶奶的手糙却稳，长柄铁勺在锅里转着圈，米香混着酸香慢慢漫出来，飘得土窑院子里都是。
我总爱蹲在灶台等，看奶奶把粥熬得稠稠的，米粒开花，粥面浮着层亮晶晶的米油，就知道快好了。用粗瓷碗把粥盛得满满的，奶奶撒一小撮盐，或者拌点炝好的猪油，有时候还会拌着红腌菜。我捧着碗，烫得直换手，却忍不住先抿一口，酸得软和，带着米的甜，咽下去胃里暖暖的，连带灶膛的烟火气都落进了心里。
那时候在村里，酸粥是家常便饭。早上天不亮，各家的烟洞就冒了烟，熬酸粥的香味能飘半坡人家。一年级时，我早上起迟了，就去奶奶家把冷的酸粥装上带去学校吃。到了学校，同学们的书包里也都揣着类似的吃食，下课铃一响，大家凑在一起分着吃，你尝我的，我尝你的，有的加方便面调料，有的拌辣片辣条。酸香里混着笑声，是童年最实在的甜。
最难忘的是冬天，风刮得硬、雪也下得厚，奶奶会在酸粥里放上山药（土豆），把粥熬得稠稠的，盛在碗里能插住筷子。一家人围着炕桌坐，吃着酸粥，就着红腌菜，窗外的寒风再烈，窑洞里也暖得像春天。
后来去外地读书，最想念的就是这口酸粥。外面饭馆的粥要么太稀，要么有点甜，总没有那软和的酸。
这些年再回家乡，发现酸粥变了些模样。街上的饭馆里，酸粥成了“特色菜”，有的加了白糖，有的拌了酸奶，装在精致的瓷碗里，看着洋气，却少了粗瓷碗的实在。有次在一家农家乐，我问老板有没有“老法子熬的酸粥”，老板愣了愣，说现在年轻人不爱吃太酸的，都改良了。于是我提议让他按老法子熬，没想到老板挺痛快，最后等粥端上来，酸香是对的，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或许是灶膛的秸秆火，或许是大铁锅的温，或许是童年蹲在灶门口的期待。
前阵子跟发小聊起酸粥，他说现在老家熬酸粥的人少了，想吃一顿也是买现成的浆米了。“我奶奶还熬，说给我留着。”他笑着说，“上次回去，熬了一锅，我喝了几碗，撑得不行。” 我听着，心里暖暖的，原来不管过多久，不管酸粥怎么变，那股藏在酸香里的念想，都还在。
现在，我奶奶年龄大了，由子女伺候着，也不常做饭了，我就会自己试着熬酸粥。买了黄米，泡在玻璃罐里，却总也泡不出奶奶浆米罐子里的味道。用煤气灶熬，火太急，粥容易糊，撒了盐，却少了点扎蒙油的香。我才明白，酸粥的味道，不只是米和水的发酵，还有那纯正的手艺和老家村里的烟火气。
如今再想酸粥，想起的不只是味道。是奶奶来来回回抱秸秆的身影，是粗瓷碗里的热气，是冬天炕桌上的欢声笑语，是不管走多远，一想起就暖到心里的牵挂。
要是有人问我，早上推荐吃什么，我会说：“酸粥。” 要是再问哪里能吃到，我会笑着说：“得回老家村里窑洞院子里，得等奶奶在灶膛前熬够了时辰，得用粗瓷碗盛着吃，才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