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总记得那个清晨,阳光透过教室的木格窗斜斜地照进来,在坑洼不平的地面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那是1978年的秋天,我7岁,背着母亲用碎布拼成的书包,第一次走进村小的教室。教室里弥漫着新刨木头和石灰墙混合的气味,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油墨香——那是新课本特有的味道。
进入学校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书。当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发到手中,我们的内心非常激动,个个视若珍宝,生怕一不小心弄脏弄破。于是,在新书的封面封底包上一层书皮,就是最好的防护措施了。记忆中,包书皮的材料大都采用报纸。那年月,村里根本见不到报纸,想要淘换到几张旧报纸,非常不容易。好在当时我们村上有一位三叔在公社上班,于是很多人便去找他淘换。我怕自己的面子浅,三叔不应允,便央求父亲去。当晚,父亲便去了,三叔爽快得很,说赶明儿到公社办公室带些回来。果不其然,第二天三叔真的从公社里给我带回了八九张旧报纸。说是旧报纸,但看起来和新的相差无几。
包书皮也是门手艺。父亲把报纸摊在方桌上,粗糙的手指比着课本折出精确的折痕。我学着他的样子,把报纸四个角折成斜三角,再小心翼翼地塞进封面内侧。
除去报纸,耐磨损的牛皮纸,当属包书皮的高档材料了,一般人是弄不来。假若哪位同学用牛皮纸包了书皮,那份自豪劲儿就甭说了。小学期间,我几乎没见到过用牛皮纸包书皮的。直到小学毕业到公社上读初中,我才见到了有用牛皮纸包书皮的。私下里一打听,人家的父母大都在商业部门工作,能够接触到牛皮纸,这也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至于,用旧画报旧挂历包书皮,那就更少见了,那应该算是书皮中的极品了。初二那年冬天,班长王丽娟的书皮成了全班焦点。她用的是上一年的《大众电影》挂历,彩色封面上赵丹饰演的林则徐正在虎门销烟。那些亮丽的色彩在我们灰蓝色的衣服间跳跃,女生们围着她问东问西。后来才知道,她在大城市工作的姑姑每年都会寄来旧挂历,但家里只舍得让她包最重要的《代数》和《英语》。
包上书皮的课本,就像穿上了保护衣,大大减少了破损的机会。一学期下来,那课本依旧崭新。那时中小学课本没有实行免费供应,需花钱购买。有的农家子弟因为经济困难,不预订下学期的课本,便向已经升学的孩子借用。因为保护得好,所借课本和新发的课本几乎差不多,一点也不影响日后的学习。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孩子的课外书很少。清晰记得,那年秋天棉花大丰收。有一次我和父亲去棉厂卖棉花,卖完后我们到了新华书店,父亲慷慨地给我买了一本作文选。回家后,我把那本作文选包上了两层书皮。我小学毕业后,弟弟接着用;弟弟小学毕业后,又转赠给了表妹,真正实现了循环使用。
如今在书店看到孩子们随意翻折的精装课本,我总会想起那些包着报纸书皮的岁月;那些小心翼翼抚平折角的午后;那些传阅旧课本时郑重其事的仪式;那些藏在书皮里的期待与珍重,都成了最温暖的记忆。或许我们珍藏的从来不只是课本,而是那个连一张报纸都值得珍惜的年代里,最朴素的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