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总第158期 >2019-03-22编印

农民母亲
刊发日期:2019-03-22 阅读次数: 作者:林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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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当了一辈子的农民。

    母亲的娘家虽在东胜县罕台庙公社问家湾大队,但离我们老家达拉特旗青达门公社朝报沟大队只有七八里地,可谓山连着山,川连着川。母亲郭氏和我们家族的林氏都是当地的大户门人家,也都是世世代代的庄户人家,因为是邻居,两户人家也彼此熟悉。母亲二十岁那年,嫁给了当教师的父亲,成了我们老林家的媳妇,身份是教师家属。

    母亲是抱养的,其实就是哥哥家的女儿过继给了弟弟家,那年母亲已经十来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到了新的家庭,母亲就成了老大,早早地挑起了家庭的生活中的重任。母亲在裹脚不倒一年时间,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解放的不仅是双脚,还有她的身心,她早早就参加了土改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成为新中国新社会的第一批农民。母亲没有念过一天书,认识的那些不多的字也是后来在扫盲班学的,但对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所有农活无师自通或一学就会,绝对的种地好手,是姥爷的得力助手。嫁到了我们老林家就是一个扛硬的劳动力了,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在微弱的麻油灯下为几个小叔子补衣纳鞋,似乎永远不知疲倦。

    三爹成家后,母亲领着大姐大哥随父亲去了其时的郡王旗一个叫马王庙的民办学校,当上了随行家属。学校正缺一个做饭的大师傅,大队支书上门说了几次,都被母亲拒绝了,却在学校周边种了几亩旱田,她习惯了黄土地的味道,喜欢看庄稼一天天长大、拔节、开花、结果、丰收,这样活着踏实、得劲、舒展。

    因为父亲经常工作调动,不能稳定地在一个地方工作,不得已母亲再回次到我们的家乡。这时,祖国山河一片红,已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二年,我也在那一年呱呱落地了。因为是干部家属,母亲又独自带着四个孩子,本来可以受到照顾,做一些轻省一点的营生,但母亲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毅然加入到大集体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母亲是村里起的最早睡的最晚的人,一大早就到自留地里打理菜蔬瓜豆,准备全家一天的食材。         之后迅速烧火做饭喂猪喂鸡打发孩子上学,却是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最早的社员。那时候,生产队一年四季都有营生,除了春种夏锄秋收,还要农业学大寨,挖山不止修梯田,缩河造田打土坝。母亲的个子不高,身体也不好,但母亲没有退缩,不只是为了那点工分分红养家糊口,更多的是不想在困难面前低头,不想听别人说三道四戳脊梁骨。有时自己出不去,就让只有十来岁的姐姐哥哥顶工,每天每人挣三五个工分。母亲这样安排,只是想证明家里有人参加劳动,不是不劳而获。       

    九七四年秋,我们全家转为城市户,成为吃供应粮的一族。当时,在我们那个偏远落后的小山村,绝对是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家。这个荣耀归功于认认真真辛辛苦苦踏踏实实教了二十多年书的父亲,这是组织对他工作的褒奖,也是对这个重病在身的老校长的关心。在户籍二元时代,拥有城市户口,就意味着无需种地就可以有粮食可吃了,意味着再也不用过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日子了。

    那时候,父亲刚刚做了肾脏切除手术,大病未愈,还在呼和浩特住院治疗。母亲得到这一消息,似乎并不高兴,常常若有所思独自一人发呆,面对亲戚邻居的祝贺,淡淡一笑。那年,母亲只有三十五岁,但已是六个孩子的妈妈了。

    那年冬天,我们告别了老家老屋,举家搬到公社所在地。当我们这些孩子为不再种地而暗自高兴时,父亲早已为我们弟兄三个准备好了箩头与粪叉子,这让我们大惑不解,地都没得种,拾粪有何用。但我们不敢违抗父母的命令,拾粪成了每天的必修课。等我们拾的粪堆成小山时,已是第二年春耕时节,母亲早已托人连同自己家的猪粪,拉到离家两公里以外的一块荒地上。原来老两口早已和附近的生产队说好,种三亩旱田,秋后以所生产的干糜草抵顶。

       母亲像得了宝物一样,眉开眼笑,有空就往地里跑。当然也是我们姊妹弟兄节假日星期天的主战场,帮着母亲拔草、锄地,雨中施肥,开春种地秋后收割更是全家八口人全体出动。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经过两三年的精耕细作,那块七高八低连羊蒿头子也不长的荒地变得平平整整,所种的糜子、土豆、旱地玉米像喝了油似的疯长。天道酬勤,那些年,雨水比现在多得多,几乎年年风调雨顺,年年喜获丰收,大红糜子、大土豆整车整车往回拉。再加上国家的供应粮,我们全家再无饥饿之忧了。

    为了解决蔬菜问题,父亲又带着我们全家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挖山造田,缩河淤地。母亲自然是主劳力,我不知道母亲哪来的气力,瘦弱的肩膀挑着两箩筐湿土健步如飞。当然,日后的打理大部分也是母亲的事情。母亲做什么像什么,架杆都要弄得长短一致,整整齐齐,栽出来更是横成行,纵成列,像列队的士兵一样。可能是在乡下解决不了种苗问题,那时候似乎不怎么种西红柿、青椒、黄瓜、茄子之类的细菜,多半是豆角、白菜、萝卜、西葫芦、南瓜之类的传统菜,再就是喂猪的甜菜,但在夏秋能吃上新鲜蔬菜,已是非常不容易了。豆角吃不了,就晒干豆角,冬天里,猪肉烩干豆角也别有风味。

    搬到县城后,我们家再一次失去了土地。母亲仍不甘心,又承包了伊盟农牧学校农场的几亩水田。因为隔着院墙,行动不便,就背背肩扛,乐此不疲。院子里更是种的满满当当,根本不需要去市场卖蔬菜,还常常赠送亲朋好友,因为是真正的绿色食品,个大周正新鲜,很受欢迎。

    后来,母亲也住进了楼房,不知是因为无地可种,还是什么原因,母亲一下子衰老了许多。唯一的土地,就是阳台上的那几盆花土,今天从小盆倒栽在大盆里,明天再倒栽回去。这把黄土就是母亲的命根子。

    母亲今年已经八十二岁了,磨磨唧唧,张冠李戴,好多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精神也大不如从前,唯独说起种地来,两眼放光,精神抖擞,什么时间种什么,思路清晰,如数家珍,就是一本活的农业教科书。当了四十多年的市民,做了大半辈子家属的母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咱庄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