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总第240期 >2020-01-15编印

忆家乡的往昔岁月(三)
刊发日期:2020-01-15 阅读次数: 作者:院良臣

    1950 年春节前后,又穿插进行了一项减租反霸工作。为什么要减租呢?当时达拉特旗尚未进行土改,为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政府出台了一项二五减租政策,即地主在原收取农民地赋粮租的基础上减收 25%。这项政策在当时情况下,农民满意,地主也能接受,所以开展起来很是顺利,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反霸是因为和平解放,对反动的地主恶霸尚未触动,有的继续欺压群众。为了发动群众伸张正义,打击地主恶霸的嚣张气焰,使党在农村的政策能顺利推进,开展这一斗争非常必要和适时。我们这个组主要斗争了康家湾的康民仲,起到了打一儆百的作用。

    1951年2到4月,工作组的任务转向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 毛主席、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一次声势浩大的、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军事行动。

    镇反运动重点是打击暗藏下来的国民党警宪匪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达拉特旗解放前土匪多,国民党驻军多,反动党团组织健全,派遣特务多,双重政府对群众的剥削压榨也很残酷,因系和平解放,所有反动组织和反动分子都未触动,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所以镇反运动的任务十分艰巨。

    伊盟派到达拉特旗的工作团,在短短半年的工作时间内,完成了查田定产、秋粮征收、废保建政、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这几项极其繁重的任务, 对巩固新生政权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使群众受到了党的政策教育,减轻了负担,实现了当家做主,干部也得到了实践锻炼。我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除较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外, 自己的获益很大,学到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提高了阶级斗争的觉悟,为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了基础。

    1951 年 4 月中旬,工作团收兵回营,团员基本上都交给了达拉特旗。达拉特旗当时百废待兴,干部十分缺乏,我被分配到旗武装部工作。家里人得到消息后,力劝我不要到武装部工作,特别是祖母苦苦哀求。我深知祖母一生深受兵匪之苦,“当兵没好人”“当兵要打仗”的思想深深种入脑中,无奈,我找到了旗委书记郝文广,他笑眯眯地让我坐下,当我提出这一要求时,立即找来民政科长黄维邦,问地方哪里缺人。黄说三区缺民政助理员。“那就让院良臣同志去三区任民政助理员吧。”

    三区区公所在元宝湾,距展旦召约 70 公里,两地之间连一条相连的牛车道也没有,边走边问路,第二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到达元宝湾。三区当时情况是,原三参领沙金格利因病在家休养,代区长叫杨箴,旧职人员,是我四姨夫之父,为人和善,说话谨慎,好像有意不认识我,我们倒是真的没有见过面,但我心里想着,有亲家当区长,一定会照顾我,可没几天,杨即被旗公安局抓走了,不久,病死在监狱。后来得知,他是因窝藏伪连长吕景端的财产被告发后逮捕的,无别的政治原因。

    财粮助理员王天财,旧职人员,我去后不久,因政治历史问题和经济问题被抓走,财粮助理员也由我兼任。

    我任三区民政助理员期间,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优抚救济、婚姻登记、调解民事纠纷。优抚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为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纪念品、慰问品,并做好军属的思想政治工作,安排好军属的生活, 让前方的战士安心作战。1951 年到 1952 年,多次发动群众制作绣花手绢、荷包、鞋垫等作为纪念品,发往前线,也捐赠毛巾、茶缸、脸盆等慰问品, 几乎做到了人人动手,人人捐赠,实际上是一次广泛而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十分重视拥军优属工作,经常深入军属家中解决实际困难,以解前方战士后顾之忧。

    我兼管财粮助理员以后,也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接收了两个旧粮站,一个在元宝湾附近,一个在茶窑沟,都是原组训处的财产。接收时粮站会计给我交了一本流水账,两人用算盘合计,收了多少,出了多少,库存多少,按账面库存,我给打了收据,也没有监交人。库是土窑土窖,也没有过秤,接收后仍由原人保管,旗里的部门来拉粮时,我记一本账,让粮站付粮, 只出不进。到 1952 年,剩余部分全部移送到丰茂城粮站。

    第二件事是区上干部的工资由我按月从旗财政领回发放,办公费、差旅费等亦由我回旗领取报销,偶尔来点救济费、抚恤费都经我的手发放。

    第三件事是筹建了一个百货门点,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三区供销合作社。8 月下旬经区上研究,决定由我带领另一名同志(拟定的门点负责人)赶着马车到包头采购货物。我们走到黄河边,就被一家货栈的“哨马”接了回去, 好接好待住了两天,选购了满满一车布匹杂货。第一次体验购物经商,很是惬意,就用这一车货物,在区公所院内腾出一间房子设立了三区第一个百货门点。过了几个月,达拉特旗供销社来人,在那个门点的基础上组建了三区供销合作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