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
穿衣、吃饭，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只是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人们才开始研究时装与美食，追求另一种更高的境界。
当我们的老祖宗还是原始人的时候，有两种手艺人是万万不可或缺的，一种是做饭的，另一个就是缝制衣服的。特别是后者，似乎更为重要。人类开始懂得了羞耻，就会把兽皮、植物的枝叶围在隐私处。后来开始养蚕缫丝，纺织毛、麻、丝，缝成衣服，才算真正成为文明人了。
母亲做的针线活儿也许不是我们村里最好的，但母亲肯定是村里针线活儿最多的女人。打我记事起，母亲一年四季好像总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儿。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中间休息婆娘们攒在一起，天上地下，家长里短，好不热闹，母亲坐在一旁，浅浅地笑着，早已穿针引线，开始做起针线活儿来。家里有五六个小叔子，后来前前后后又添了我们弟兄姊妹五六个，十几双脚丫子，哪一个光着脚都不行，所以必须抓紧每一点空闲的时间。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尚未通电。在冬季的寒夜里，母亲干完所有的家务活，安顿我们睡下，便开始做针线活儿了。煤油灯芯被调到不能再小，像一颗黄豆一样大小，母亲披一件厚衣服，像一尊佛端坐在灯下，快速地抽针引线，纳着鞋帮、鞋底，或者缝补我们磨破撕裂的衣裳。当鞋底儿太硬、针穿不过去的时候，母亲就会从针线笸箩里拿出锥子，先钻个孔，再把针线引过去，刺啦声响起，就像一首富有韵律的音乐，奏响在苦寒的漫漫冬夜。一觉醒来，昏暗的灯光依然照着母亲，一晃一晃的影子落在我们的枕边，印在我的心里，伴着刺啦刺啦的针线声，在母亲温暖的目光中，我再次入眠。
腊月，是母亲最忙的时节，年关临近，除了准备过年待人的好吃的和自家人的食物，还得拆洗旧的衣物，给孩子们添置一半件过年的新衣服，让我们欢欢喜喜过个春节。哪怕是哥哥穿了几年的旧衣服，经过母亲的重新裁剪、搭配、拼接，一件合身的衣服会准时在年夜前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捧在手上，贪婪地嗅着母亲留在上面的淡淡的体香，体味着母亲对儿女们的无限关爱。
我学做针线活儿是从读师范开始的。离开母亲，所有的事情就得自己去做。缝上掉了的纽扣，袜子补个小洞，撩个开了线的裤边尚可，洗件单褂、单裤也不是太难的事，见多为熟，熟能生巧嘛。洗被单也好说，只是脸盆小了些，洗着费一点劲儿，最难的是把被单再缝上去。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面对一床大被子，真的是狗吃刺猬无法下手，如同老母猪搂窝，抽抽驾驾，得费一下午的时间直到浑身出水，才能安扮上去。其实，叫一个关系不错的女生也是可以的，班里很多男生都是这样做的。我却羞于启齿，我那床被子在家里已经盖了三四年，因为被面落色，护里早已斑斑驳驳，红一片，蓝一片，如同地图一样，自己看着都糟心，哪好意思让女同学一见呢？
到三年级时，自己的个子已经长了一大截，那床旧被子已经顾头顾不了脚了。母亲做了一床新被子托人送来，那时我早已成为熟练工了，飞针走线一床被子也就是一半个小时的时辰。以致后来自己成了家，老婆都赞叹我缝扣子、缝护里的功夫超越了好多女人。
其实我们班男生中有的是做针线活儿的高手，当然我最佩服的还是占海同学，他不仅是缝纽扣、缝护里的高手，还会绣鞋垫、织毛衣，手艺之高超、精湛是一般的小女生不可企及的，因此，被我们亲切地称为“四姐”。后来师范毕业后，占海果然自己开了一家制衣店，媳妇也是远近闻名的好裁缝，所以生意自然特别好。
现在的孩子，即使是女孩子，会针线活儿的大概也不是很多了，社会发展到今天，衣服鞋帽都是成品，而且还没有穿旧就扔在一边，根本不需要自己缝新补旧了。连大街上的裁缝店也极少极少了，即使有，多半也是给老人、孩子做一些棉袄、棉裤的活儿，或简单地撩个裤边、换个拉锁了。
母亲的柜子里还珍藏着那个针线包，锥子、剪刀、大针、小针依然发着亮光，各种颜色的棉线、丝线团成一个个小球，大片小片的补丁一层一层铺展开来。母亲隔几天就拿出来整摞整摞，絮絮叨叨和这些宝贝说着话，仿佛又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
十多年前，我在乡里工作，每年都要组织一次农民手工艺大赛，看着那一幅幅栩栩如生、富有生活气息的刺绣作品，真切地感受到了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也担忧着这些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技艺后继乏人，是不是会有断档的那一天。
有一天晚上，竟然梦见自己成了一个皮匠，走村串户，铲刮缝制着一件件带面子的皮袄，狐皮领子在阳光下随风抖动，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