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秋,我考入伊盟师范学校。父亲在树林召出差,给我买了一件崭新的涤卡褂子作为奖励。母亲也说,进城念书,穿的不离好点儿,不要让人家笑话。
那时,像我家居住的那样的穷乡僻壤,很少有专业的裁缝。如果谁家有一台缝纫机,已是上等人家了,或是新结婚的年轻人。但能裁剪制衣的极少,多用来缝补旧衣、做个鞋垫、缝个围裙之类的小活儿。
我们家经济拮据,买缝纫机也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事了。我们弟兄姐妹几个的衣服多是母亲手工缝制的,只有过年时,才央亲戚或邻居为大姐和大哥做两件棉市布裤褂,我们这些当弟妹的只能穿老大顶下来改制的旧衣服,偶有一年半载弟兄姐妹几个同时穿上一件新衣服,那必是经济状况好转,父母就医吃药减少身体和心情都不错的时候。要知道,那时候穿一件涤卡褂子,似乎就是乡干部村支书和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的专利,或者是刚找了对象的大姑娘。其时,我的父亲已是一乡的教办主任和中学校长,也只在乡里开大会或进城办事时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凡尔丁褂子。对我这样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而言,能拥有一件崭新的涤卡褂子,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这是一件深蓝色的前进服,有四个带盖的暗口袋,左上口袋的盖上专门留一小口,可别钢笔或圆珠笔,成为文化人的象征。不锈钢的领钩将坚挺的衣领系在一起,五颗黑色的大纽扣均匀地上下排列,更吸引人的是这是一件从北京服装厂生产的正经货,在衣领的内侧订着一方印着天坛的图案,后来才知道那是商标。因为常常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服装,这种衣服又称干部服。
当我战战兢兢从父亲手里接过这件衣服,在众弟兄姐妹羡慕的眼光中穿在身上,感到无比的忐忑不安,似乎犯了多大的错误,问心有愧。于是心里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的厚爱,至少对得起这件令人羡慕的涤卡褂子。
开学了,我在父亲的护送下来到伊盟师范。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高原小城久负盛名的中等专业学校,一切都是陌生的、崭新的。这群少男少女即将成为我的同学,和我一起度过三年的学习生活,这是我们人生新的里程碑,他们和我一样,穿着崭新的衣服,在自信中略显羞涩。男孩子们大部分穿着四个兜的蓝色前进服,只不过颜色深浅不同而已,也有穿中山服和夹克的同学,那是当时最时髦的,一定是从城镇里来的,那时在市面上也不常见。
我同宿舍同床下铺的陆雄,父亲是准格尔旗职业中学服装老师,裁缝的技术自然不同于一般,那件用黑蓝毛料做的中山服穿在这个戴眼镜的小白脸身上,那么贴身舒展,这可是我们老家公社书记也不曾穿过的奢侈品。而全乐则穿一身听也未听过的港服,超前卫。虎在也穿一件蓝涤卡前进服,但显然是农村裁缝的作品,造型与工艺显然连我那件也不及。后来才知道他的家庭经济状况更是可怜,他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就是这件衣服,一定是全家人省吃俭用的结果。
每天晚上睡觉前,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件衣服用湿润的毛巾擦涮一遍,挂在墙上,防止弄脏弄皱。早上起床,洗漱完备,穿上我心爱的衣服,照照镜子,小伙子倍儿精神,凭空添了许多自信。
这件涤卡褂子是唯一的外套,夏天基本上是不需穿的,而春秋须作单衣穿,冬季则是棉袄外的罩子。洗衣服就成了最头疼的事,暖和的天气还好说,早上洗出去的衣服中午即可晾干,因此星期天下午还可逛街买些生活必需品。到了冬天,早早洗出去,一会儿就会冻成铠甲,到了傍晚上也还是半干不湿,还需要围在火炉子旁烘烤。十六七岁的男人已知难为情,出于自尊或自卑,穿着母亲手工缝制的棉袄棉裤是不会上街或到教室里看书的,便蜷缩在床上看一天的小说或杂志,这也许为我以后喜欢文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刚入学时,我的身高不足一米六零,而到了二年级时,身高已蹿至一米七零,一年长了十多公分。原先略大的褂子明显小了,不得已经父母批准买了一件叫阳离子的灰色中山装上衣,但那件涤卡褂子依然在发挥它的作用,不过只在中山装洗出去顶替穿穿而已。可惜,在一次烘干的过程中,一不小心,被烧得通红的火炉子烫焦了半只袖子,再也无法上身,便在寒假拿回了家。母亲见了,连说可惜,并没有责备,用一块旧布补了,便作为我假期干活的工作服,直至褪色破旧不堪,母亲在上面打了大大小小十几块补丁。
有一年暑假,我在我们家的糜子地里发现了那件衣服,它被穿在一个吓雀人人身上,随风荡漾,特别滑稽。想不到它还有这样的用场,倒也欣慰。
这件涤卡褂子,给了我学业上的激励,给了我人生的自信。尽管以后各种样式各种颜色的夹克、西服、皮褂、大衣挂满了衣橱,但总穿不出那种欣喜、激动、钟情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