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
一日，在微信中看到一组“胖娃娃送福”的年画图片，即刻唤起了我对儿时年画的记忆。
那时，人们为了喜迎新春，除了贴春联、剪窗花之外，家家户户还要贴年画。一张张色彩缤纷、风格各异的年画，散发着浓郁的年味，代表着“中国年文化”的精髓。
记得进入腊月后，家家户户就开始置办年货了，买年画也是其中的一项任务。那时，在镇里只有新华书店才有年画，一进腊月，新华书店里横竖拉几趟铁丝，到处挂的都是年画，用镊子夹着的年画前粘个临时标号。每次父亲去买年画的时候，我总会跟着，除了能感到上街的乐趣，还可以在新华书店里看到花花绿绿的年画。父亲买年画专挑《毛主席画像》、《周恩来画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人物的画像。而我却不大喜欢，我就不时地给父亲当参谋，比划着让父亲买那些美女、童子类的年画。后来我稍大点的时候，父亲就打发我自己去买年画，把选择权交给了我。我喜欢诸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天仙配》中的七仙女，那些珠翠满头、水袖飘垂，穿着绣衣湘裙的女子翘着兰花指手执罗扇花枝或别的道具，独自站立或与俊逸书生相依共同入画，再就是胖娃娃送福的图样。当选好年画后，就直接告诉售货员代号，她从货架上抽出我选中的画，叠在一块卷起，再用细绳捆扎。我拿着那还散发着油印味的年画，心里想着这些鲜亮的年画将会给家里增色添彩，盼望着年的到来。
年画拿回家后，父亲将年画放在高处，担心我给小朋友们炫耀展示时折损了年画。我盼望着早点把年画挂起来，总问母亲什么时间贴年画呀。母亲说：“等打完蒸锅、粉刷了家就贴。”到了腊月二十六七，家里的营生做得也差不多了，父亲就会招呼我们兄妹贴年画，父亲先拿着年画在墙上比划，让我在远处看高低、歪正。贴年画要讲究协调一致，不仅画的高低要一样，画与画之间的间距要一样，画与画之间整体的形状要协调。正墙上的画可以是竖型或横型的，而两侧墙上的形状必须一致。画贴在什么位置也都是有讲究的，正墙一般贴“连年有余”或者是“福禄寿”三星图样的年画，或领袖的画像。两侧墙上的年画，内容也要一致，要是风景都是风景，要不就都是人物画。在我的记忆中，我家曾贴过牡丹花开、“梅、竹、菊、兰”花卉图及《花为媒》、《白蛇传》人物图等。后来，还贴过张瑜、刘晓庆、傅艺伟等电影明星照或是电影剧照，以及颐和园风景、黄山迎客松等摄影版年画。
家家过年都换年画，看年画成了拜年的一项重要内容。正月里，孩子们相互走串拜年，将每家每户的年画都要看个遍，看个够才回家，每家的年画都透着新鲜，大家会互相比划着，指指点点，与自家的年画作着比较：“我们家也有《红灯记》、《穆桂英挂帅》。”有时一边吃着瓜子、糖果，一边看着年画。有的年画贴得过高，看不清文字说明、定价多少，就搬个板凳上站上去看。记得《红灯记》是我儿时看得比较多的一张，画里的李铁梅高举着那盏信号灯，红衣青裤，像耀眼的梅花。还有劳动中的农民，粗犷的男人风风火火，有推倒山的力气，健壮的女铁人撒开大步担着粮食，大家一起捧着丰收的麦稻或果实，脸上洋溢着自豪的微笑。这些年画是那一代人的记忆，也是他们曾经的信仰。
那时节，再破旧贫寒的家，过年也要一、两毛钱买张年画来贴，花花绿绿的年画让陋室顿时蓬荜生辉。如果屋里没有灶台，挂在墙上的年画一年下来，除了色彩有些煺色外，内容很好的、舍不得换的，就揭下来擦擦灰尘再贴上去。有的年画能连续贴两三年，当纸张泛黄后，揭下来的年画也舍不得扔掉。在我家，母亲会把它收拾起来，让我们兄妹做本皮子或书皮子，每次裁剪这些年画做书皮子时，心里还真有些舍不得的感觉。
随着时代的变迁，年画淡出了人们生活的视野。挂历以及多是西方风格与作派的各类艺术装饰画代替了年画，年画也不再是过年时才需要的精神投资。美仑美奂、装裱高雅富丽的图片随处可见，而富有中国特色的年画渐渐消失。
内容各具特色的中国年画，原是墙上的风景，它曾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喜庆、热闹气氛。如今，在人们都感叹年过得平淡的时候，却很少想到年画曾带给人们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