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
恢复高考的1977年，大多数的中国人还在挨饿。由于我数理化学得好，在当地小有名气，本村一个比我低两届的女同学也在复习备考，她父亲就叫我到她家和她一起复习。她家光景稍好点，我和她共同复习的四十多天里，她妈每晚给我和她做一顿猪肉烩菜。
从得到恢复高考的准确消息，到距离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日期（1977年12月13日）仅剩不足六十个日夜了。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所有考试课程都复习一遍，实非易事，况且那时也不像现在有统一的教材和复习大纲。尤其是政治，我上高中时，学的都是报纸上的大批判文章，真不知该怎样准备。好在我和许多人一样，对“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估计，再加上对邓小平倡导的实事求是非常赞同，我猜想政治试题出得不会太离谱，因此，干脆不准备政治。又因我平时爱写点东西，所以语文也不用怎么复习。这样一来，我便利用冬闲时间集中精力整日钻研数理化。
为了一道数学难题，我曾大清早动身，骑自行车去百里以外的萨拉齐中学请教过老师。返回的时候，为解答一道正在思考的解析几何题，我几上几下自行车。有一次，因边骑边想误骑到了路基下，摔倒后，灵感也同时而至，我也顾不得疼，就势在雪地上用树枝演算起来。解答出来后，我的手已经冻僵了，不得不使劲搓了又搓，跨上车赶剩下的三十多里路。
我准备考大学的那个冬天，连村里的老人，不管是有点文化的，还是一字不识的，见面、串门时说的也是关于高考的话题。不是你说我家闺女复习数学，就是她说我家小子复习物理。“高考”成了人们的共同语言，我们就被包围在这种浓浓的高考气氛中。那时，我们没有钟表，我看见的时间，只有黑白的区别。为了不影响家人睡觉，我用拆开的纸箱板在家地下给自己围了一间书房。有时，鸡都叫过两、三遍了，我还在复习。煤油灯熏黑了我的鼻孔，我在油烟黑度和时间参数的启发下，理解了数学中的正比例函数关系。有时，我还把解不开的题带到梦里。说来也巧，我曾在梦中解决了一道化学计算题，醒来后，赶紧把它落实到纸上。第二天一大早，便赶到公社中学问在那里代课的“老三届”高中生。证实之后，我好像变得聪明了，以后的复习，也就顺利得多了。
报志愿时，由于受“农业学大寨”的影响，我想全国都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还会有挨饿的人吗？所以，就填报了一些和农业有关的院校。
春节之后，我突然收到了华北农业机械化学院（该院前身为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后更名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记得，我们土默特右旗双龙公社当年参加高考的人不下二三百，既有当地历届高中生，也有到我们这儿下乡的天津、包头等大城市的知识青年。结果，我们公社只有三个人考上了大学，而我是第一个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年的高考程序是报名、考试、体检、录取。考试结束约二十多天后的一个晚上，公社广播站突然广播说有重要通知。通知说请下列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到旗医院接受高考体检，我的名字被首先念到。后来我才意识到，那就表明我上线了，因为，也有参加了体检而没有被高校录取的人。那年并没有向考生公布成绩，也没有向考生明确宣布过录取分数线。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当年考了多少分，而且当时也没有重点和非重点大学之分，我是在入学的路途中，从火车上的广播里知道自己上的是一所重点大学。
刚到邢台，看到大街上包白羊肚毛巾的老乡赶着毛驴车，还以为《地道战》《地雷战》里的老乡又出来活动了。解放都二十来年了，这内地怎比我们塞外还土还落后呢？到校后，看到我们的教室、宿舍、食堂都非常简陋。尤其是食堂，只有厨房，没有饭厅，吃的是份饭，大家排着队打饭，打上饭就蹲在墙根下吃。我记得好像也没有开水房供应开水，只在开饭时，食堂外放有几个盛开水的大木桶。
那时，正好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刚发表，大家都以陈景润为榜样。我们不知道对饮食的饥渴，只知道对知识的饥渴。高永深等十多个同学学习累得得了胸膜炎，但没有一个遵医嘱住院休息的，打完针就又回到了课堂上。那时，我们也不知道这种病会传染，我们仍住在一起。病倒是没有传染上，学习精神倒传染给了其他同学。我的上铺李彦龙早出晚归，陈丁丁边走边背英语单词，张笑曙坐在那里死抠一道题。那时人人不耻下问，被问到的同学，也都个个诲人不倦。
恢复高考当年，报考资格全国是一样的，除了老三届，其他人都限制在二十五周岁，未婚。各省单独命题和组织考试，考试时间也不统一，考后也没有公布分数。正像陈丁丁在微信里说的，他至今也不知道当年考了多少分，我也一样不知道。那时，也没有高考状元这个说法。我相信学校是知道大家考了多少分的，但也一直没有透露，或许是顾及我们的颜面吧。
我上大学之前，除了参加高考到过县城，一直就没离开过我们村，还以为全中国都和我们村一样的。一下子离开家乡几千里，才发现“环球同此凉热”不过是一句诗词而已。邢台的夏天比我老家的夏天要热很多，我倒是让“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样的诗句鼓舞得热血贲张，可我没本事把邢台的夏天弄得凉快点。
当时，书店里最醒目的位置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书籍。我们有的课程连教材都没有，英语教材是曹老师油印的。英汉辞典更是稀缺，一听说新华书店来新书了，大家都早早地去抢购。渐渐地，亚瑟·叔本华、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出现了，那些人多会儿下架的，我没有在意过。我因中学时没有学过英语，又没有英汉辞典，课余时就去阅览室抄英汉辞典（因为工具书不外借）。那时其它书都可外借，且是开架的，即读者到书架上自己找。我看到曾经被定为毒草的书或再版或重印了，还有好多外国文学名著。我两三天就去借一本，从此，结识了雨果、巴尔扎克、哥德、莎士比亚、雪莱、拜伦、托尔斯泰、钱钟书、巴金等。这些再版或重印的书，谓之重放的鲜花。由此我认识到，政策或形势一变，毒草就变鲜花了。我爱看报，一张报纸，大家抢着看。大家关心政治，倒不一定是热衷政治，因为谁也离不开政治。
1978年端午前，我们后半夜起床支农去帮生产队割麦子。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四届人大就提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现在五届人大都开过了，收割方式沿用的还是老祖宗发明的，即人用镰刀收割的方式，这让我这个学农机的汗颜，不过我自我辩解我才刚入学啊。
我入学时，大哥告诉我在北京怎样中转。可火车停在了永定门，那时，我不知道永定门也是北京的。
还有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政治经济学考试时，监考老师看同学们紧锁眉头，就说想抽烟的同学就抽吧，可没有一个人抽的。老师的开放、同学的自觉所形成的那种和谐的氛围让我至今难忘。还有次材料力学考试，本来两节课的时间，结果延长到四节课也没有人交卷。这要是现在，那就是教学事故了。那时，我们都自责自己没有学好，没有人怨老师没有教好。辅导我毕业设计的是李庆林老师，他没有教过我们任何一门课。乍听这个名字，我也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但我无端就对他有好感。所谓设计就是画图，我制图最差，纸上谈兵我也谈不好。记得李老师告诉我哪里画错了，就这一下指点，我就对李老师的好感倍增。我知道我是唯心的，因为哲学老师讲给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本就没进我的头脑。
学校迁回北京后，因校舍被好多单位占用着，我们二十多个男生就住在不知原来是做什么用的大房间里。一到晚上，打鼾的、说梦话的、磨牙的此起彼伏。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们是个光棍班呢。其实，我们班有六个女生呢，这在当时算不少的了。不知是我们不开放还是顾不上，反正没有见过男女生有近距离接触的。我记得，我就没有和哪个女生主动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哪个女生主动和我说过一句话。那时也没有什么文娱活动，不知道谁能歌善舞。在邢台时，河北省三建在校施工，广播里每天播放评剧《刘巧儿》。可我们班女生不知是不开窍，还是没有她们中意的赵振华。总之，没有一个女生像刘巧儿的。
北京的外文书店还卖影印的外文书，我就在五道口的书店里买过《Interesting Things》《The Garden Party》。同学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诗人赵恺的《第五十七个黎明》描绘了当时人们的学习热情，诗中写的是休完五十六天产假的纺织女工推着婴儿车上班，她叮嘱自己：“别忘了中午三十分钟吃饭，得挤出十分钟跑趟邮电亭，续订下一季度的《英语学习》。”这是我于1981年9月21日早晨在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记下的。工人如此，可见在校大学生的学习热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了。大家想的是如何振兴中华，没有人想如何挣钱当官。那种学习热情和追求让人至今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