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
小时候，我一直想有一顶属于自己的前进帽，在我看来它是帽子家族中最帅的一种，特有男人的味道。
第一次看到前进帽是在电影银幕上，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一开始的片花都是一个工农兵组合雕塑，冲在最前头的那个工人，就戴着一顶前进帽，是那么的充满力量。后来看了铁人王进喜的相片，包钢工人炼铁的镜头，他们的标配也是前进帽。那么，就可以这样认为，前进帽是工人阶级的标志。在我小时候，在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60年代找对象找军人，70年代找对象找工人。女孩子们是不是喜欢与军帽相媲美的前进帽不得而知，但至少我是喜欢的。
之所以叫前进帽，大概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后高前低，给人以一种奋勇向前的力量。因为特别像东方红推土机，小朋友们干脆叫它“铲土机”。前进帽不同于旧社会大上海十里洋场少爷公子戴的鸭舌帽，那种东西软烂烂的没有一点骨石，而前进帽充满了精气神，似乎里面衬了钢筋铁骨，立圪锃锃。
我的初中数学老师郝金贵老师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戴前进帽的人。郝老师伊盟师范毕业就回到家乡，成为我的数学老师。其实那时候郝老师年龄也就二十来岁的样子，但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成熟透的大男人，那撇浓浓的黑胡子就是他的个性写照。我以为那就是一个男人征服世界的锐器，果然这个男人拥我们老家最美的女孩入怀，成了我的师母。是不是那顶前进帽吸引了我的师母，没有探讨过，但我觉得有直接关系。
因为崇拜我的老师，我的数学成绩总是在班里名列前茅。当时的我是班级里的抱本本班长，因此和郝老师的接触机会也更多一些，我在他的办公室兼宿舍里，除了能率先解答由我抄在黑板上的课外作业以外，还可以多次试戴他那顶我心仪已久的前进帽，每当这时，郝老师总会点着我的小鼻子哈哈大笑。
我的三爹是一个一辈子离不开帽子的人，除了睡觉，总会戴着帽子东进西出，即使回到家里也是如此。当我记事时，他已是我们生产队的会计，每天抱着一个大算盘噼啪作响，账务搂揽得井井有条，是远近闻名的红管家，后来兼职民办学校的数学老师，跨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那时，他戴一顶蓝色的解放帽，久经雨淋日晒已经发白，但总是干干净净、周周正正，显得精干而不失优雅，一副干部模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三爹的帽子也换成了前进帽，一顶蓝色的涤卡前进帽，这时候，前进帽已是乡下中老年男人的标配。戴着前进帽的三爹，依然没有威严的样子，满脸写着随和。生产队解散后，已经没有多少账务可记了，三爹还当他的代课老师。熬到八十年代后期，我们村的那所民校因为生源越来越少，就被撤销了，三爹就到了离家四五公里的另一所规模较大的学校教书。在朝阳和夕阳下，那顶前进帽显得他本来高高大大的身姿更加伟岸，后面跟着一群小孩，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那顶前进帽就是孩子们的导航灯塔。不久，三爹因为身体的原因，提前退休，头上那顶涤卡前进帽也一并退休，换成了一顶深灰色的呢绒前进帽。再后来又换了不少的帽子，但造型却固化为前进帽这一款式。我觉得有眼光的制帽厂家应该让三爹当形象代言人，难得他老人家对前进帽如此钟爱。
我对帽子的态度时冷时热，没有那么执着。
小时候，我体质较弱，三岁才蹒跚学步，是那种不好养的孩子。母亲就用碎布给我拼凑了一个类似电影里地主戴的圆壳小帽，捂得满头的恶水痂子，唯恐寒风吹进头皮里。稍大一点，身体就逐渐好起来，一双罗圈腿和小伙伴们奔跑在山野河边，但头顶上已没了帽子的踪影，即使是寒冬腊月。家里穷，孩子又多，哪有那么多帽子可戴。直到我的爷爷去世，我们回老家奔丧，我的两只小耳朵被冻得黄水直流，险些冻掉，父亲才下大决心为我和三弟每人买了一顶山羊皮棉帽，一直戴到初中毕业。
其实那时候最让我动心的是廉永明同学头上那顶草绿色的军帽，虽然没有红五星，但是看上去是那样的酷，那可是只有在电影里才能见到的宝物，那可是军人的象征。后来，祖祖辈辈种地的李金才同学也有了一顶军帽，他的一个哥哥在部队服役，这让我羡慕不已。好在和金才拉挂起来还是亲戚，在他打陀螺快速转动时我恰如其分地表扬他时，他才会答应我的请求，让我戴上一个课间操的时间。
我的大哥也有一顶绿军帽，但没有里面那个印着部队番号的红色方章，显然是仿制品。那年，我已经快初中毕业了，在他入住教师进修学校即将成为老师时，将这顶帽子赠给了我，那时的心情真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于是，我成为班里有绿军帽的一员，在帽子里衬了厚厚的一圈报纸，还嫌不够挺立，用牙齿咬着小边儿，走在路上，昂首挺胸，扬眉吐气。
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调到树林召近郊的一所中学教书。教师节时，学校给每个职工发了一件风衣作为纪念品，并为男同志配了一顶前进帽。人是衣架马靠鞍，穿上那件土灰色的风衣，再带上那顶棕褐色带着条纹的前进帽，感觉自己简直就是上海滩叱咤风云的许文强。每天上课前，毕恭毕敬地把它们挂得整整齐齐，下班时端端正正穿在身上，小伙子精神倍增。
现在想来，前进帽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给我这个梁外小子增添了莫大的自信和力量，让我在漫长的人生中勇往直前，不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