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响沙
1974年，国家为工作在农村牧区的国家干部的家属下了城镇户，按照我父亲的履历和工作表现，我们家也有幸进入其中行列。母亲及我们兄弟姐妹都上了城镇户口，这就意味着我们将离开土地开始吃供应粮食了，但接下来的问题却让一家人大为苦恼，靠父亲一人每月四十多块的工资显然很难维持一大家子人的生计。
正当全家人为难之际，一个好消息传来，公社要组建“五七”队，不管哪个单位的家属，只要是城市户口、身体健康、本人同意，都可以成为“五七”队的工人，36岁的母亲就成了一名“五七工”。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道：“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为响应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城镇职工家属走出家门，走上不同岗位参加生产劳动，这些职工家属组成的生产队，统一被称为“五七”队。
青达门公社“五七”队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是一个松散型组织，工人们有活干就集中在一起，没事做就在家里待命。常规的工作大概就是营务公社门前那片蔬菜地。那是一片小梯田，一层一层错落有致，也不过六七亩的样子，种了糜子、土豆、白菜、豆角、葫芦、红葱之类的作物，为公社食堂提供食材。我不晓得那时为什么不栽种西红柿、黄瓜、青椒、茄子、西瓜之类的稀罕菜蔬，大概是公社干部们吃惯了米饭烩菜，还不习惯吃这些洋玩意儿吧。“五七工”都来自农村，干这些农活儿信手拈来，丝毫不生疏。
蔬菜地的西头，打了一大口井，掩映在一片杨树林中，井水量很足，最深处足有三四米，用柴油机抽几个小时也抽不退，使得这块地变成了水田。夏日里，井水绿汪汪的，蛙叫鸟鸣，是小孩子最爱去的地方，但公社管得很紧，生怕出点事，我们只能“望水兴叹”了。菜地东头有一片沙枣树，到了秋天，沙枣零零星星挂在枝头，果子也涩，无人管理，这倒是我们的好去处，倚在树上，吐着染成白绿色涩涩的舌头。
除了种地，修路也是“五七”队的一项主要工作。公社门前有一条大路，那是树林召通往西梁外各公社的主干道。那时候降雨多，大架子梁那段坡路常常被山洪冲毁。雨一停，“五七”队的工人就扛着铁锹、推着那辆小铁车奔向那里，一两天的工夫，道路就畅通无阻了。平日里，在公路两旁修水道，把从坡上下来的山水引到两侧沟渠里，小一点的山洪大路安然无恙。
雨季，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拉煤矸泥，那是煤层上面极细的一种矿物质，可以制陶瓷，但我们却把它当做屋顶的防水材料，在平屋顶上铺一层，夯实，遇到雨水就会将屋顶细小的缝隙自然补好，很是实用，免去和泥抹房之劳。煤矸泥就在几公里的纳林煤矿，公社那辆东方红50铃拖拉机冒着黑烟奔驰在河道里崎岖不平的天然砂石路上，“五七”队的工人就坐在颠簸的车兜子里，在煤矿和机关、家属大院间穿梭。倘若遇到礼拜天，经“五七”队队长同意，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可免费乘坐拖拉机到煤矿观光，前提是要乖乖地听话。
“五七”队工人常去公社食堂帮忙，除了冬储腌菜、捆葱、土豆入窖外，每逢公社开两干会、三干会和一年一度的物资交流大会，工人们就为大会服务，洗锅、涮碗、剥葱、剥蒜、烧火、打炭、担水、扫院，厨艺好的就成了大厨的助手了。
“五七”队队长冯毛眼，是公社长期临时工，三十多岁，个头不高，话语不多，每每分派完工作后，就懵不楞腾走在最前面干活，也不再指手画脚，当然也不需要，这群大婶干起活儿来格外卖力。七八个工人都是三四十岁的职工家属，上至公社领导的妻子，下至我母亲这样教师的婆姨，但大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年龄相仿，文化水平相当，亲热得像姊妹一般。除了母亲是教师家属，其他都是公社家属大院的。她们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上衣，每人戴一顶像医生的的确良白色帽子，把头发包在里面，是不是统一要求，我就不得而知了，但肯定勤拾，干活时头发不至于批下来。
工资待遇也像农村的生产队一样记工分，因为是阶段性工作，就一事一发，工作一天也就是块数八毛，但足可以补贴家用，对我们这个家大人多、收入较少的家庭来说，已是雪中送炭了。
1981年10月，青达门公社机关搬迁到纳林煤矿所在地，青达门公社“五七”队的历史就此划上了句号。
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出台《关于将原“五七工”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通知》，这一年，我母亲已经74岁。按照国家的要求，我们办理了有关证明等一系列手续，为母亲补缴了3万多元的养老保险费，这样母亲每个月就可以领取3000多元的养老金了，对一辈子没挣过工资的老太太来说，不仅是物质上的收入，更多的是享受党和政府对“五七”队工人的关心、厚爱。